丁日昌，（1823年—1882年），字禹生，又作雨生，號持靜。廣東豐順人。20歲中秀才。初任江西萬安、廬陵知縣。1861年為曾國藩幕僚，1862年5月被派往廣東督辦厘務和火器，1864年夏任蘇淞太兵備道，次年秋調任兩淮鹽運使。1867年春升為江蘇布政使。1868年任江蘇巡撫，1875年9月任福州船政大臣，次年署理福建巡撫。1882年2月27日，逝世於廣東豐順家中。清朝洋務運動主要人物，軍事家，政治家

丁日昌

丁日昌，（1823年—1882年），字禹生，又作雨生，號持靜。廣東豐順人。20歲中秀才。初任江西萬安、廬陵知縣。1861年為曾國藩幕僚，1862年5月被派往廣東督辦厘務和火器，1864年夏任蘇淞太兵備道，次年秋調任兩淮鹽運使。1867年春升為江蘇布政使。1868年任江蘇巡撫，1875年9月任福州船政大臣，次年署理福建巡撫。1882年2月27日，逝世於廣東豐順家中。清朝洋務運動主要人物，軍事家，政治家。

丁日昌基本資料

丁日昌

姓名：丁日昌
字：禹生
又名：雨生
號：持靜
籍貫：廣東豐順
備註：洋務派，軍事家，政治家

丁日昌，（1823年—1882年），字禹生，又作雨生，號持靜。廣東豐順人。20歲中秀才。初任江西萬安、廬陵知縣。1861年為曾國藩幕僚，1862年5月被派往廣東督辦厘務和火器，1864年夏任蘇淞太兵備道，次年秋調任兩淮鹽運使。1867年春升為江蘇布政使。1868年任江蘇巡撫，1875年9月任福州船政大臣，次年署理福建巡撫。1882年2月27日，逝世於廣東豐順家中。清朝洋務運動主要人物，軍事家，政治家。

丁日昌個人概述

海源閣

丁日昌，（１８２３～１８８２）清藏書家、官員。字禹生，別字雨生，一作持靜。廣東豐順人。貢生。曾入曾國藩幕府，協助曾國藩、李鴻章辦詳務，開辦江南製造局，任總辦兼蘇松太道。同治初遷兩淮鹽運使、江蘇布政使。１８６８年（同治七年）升任江蘇巡撫，１８７５年（光緒元年）任福建巡撫，開辦台灣煤礦。因貪污被劾，行疾辭職。雅好藏書，為官之餘，搜羅古刻善／本，不遺餘力。鴉片戰爭及太平天國革命戰爭時，正在江蘇任職，江浙一帶藏書故本多有散出，大力搜求，所獲近４萬卷。

任上海道時，收上海大藏書家郁松年“宜稼堂”宋元舊本和普通本幾萬卷，又得顧湘舟精槧善刻，數年之內，藏書之富稱雄一時。藏書樓名“實事求是齋”，後改名為“百蘭山館”，又命名為“持靜齋”、“讀五千卷書室”，藏書共１０餘萬卷，當時與瞿氏“鐵琴銅劍樓”、楊氏“ ​​海源閣 ”並駕齊驅，延請著名版本目錄學家莫友芝、江標等學者為他整理校勘。編有《持靜齋書目》５卷，收錄宋本５５種，元刊４６種。另有《百蘭山館藏書目錄》，著錄圖書３萬餘卷，《持靜齋藏書紀要》，是善本書目。著有《撫吳公牘》、《保甲書輯要》、《查將圖傳》、《百蘭山館詩》、《奏稿》、《巡滬政書》等。死後，所藏書多 ​​由北京、上海書賈購去，部分歸於順德李文田、廣州莫伯驥等藏書家手中。

丁日昌生平簡歷

北洋艦隊

丁日昌在考中秀才之後，屢次考試不中，惠潮嘉道李璋煜見到他文章後，稱讚為“不世之才”，聘為幕僚。1854年，太平軍攻打潮州城，丁日昌獻計退敵，1875年以軍功任命為瓊州府學訓導。後出任盧陵知縣後，因太平軍攻陷，遂被免職。其後為曾國藩幕僚，幫助籌辦水師。在出任福州船政期間提出創建北洋、東洋、南洋三支水師，分區設防的主張；還提出革新船政，延聘外國人員教習技術。1876 ​​年到台灣，開辦煤礦，架起中國第一條自建電報線。制訂《海難救護章程》。1877年8月，因病離職回籍休養。1879年清政府命他專制南洋事宜，節度沿海水師官兵。1881年向總理衙門建議派人巡撫廣西，加強對西南邊疆的控制。他在政務之餘，悉心讀書，尤酷愛搜聚典籍，是清代三大藏書家之一，輯有《持靜齋書目》。
 

丁日昌政治主張

江南製造總局

發展實業方面：首創輪船航運事業；創設江南製造總局；倡辦開平煤礦和輪船招商局；在台灣開礦藏、築鐵路、架電線、造船械、辦農墾 ​​等。

軍事國防方面：提議創建北平、東洋、南洋三支水師；建言建策不計資歷，從實踐中選拔各方面的人才。

外交方面：力主維護主權和收回利權等。

內政方面：提倡清政廉潔，嚴懲貪官污吏；平反冤獄，清 ​​理積案；剔除陋規積弊，蠲減苛捐雜稅；注意治水促耕，搶險救災等。

華僑華工方面：建議禁止外人在沿海誘騙華工出國；建議設市舶司，管理在外國的華僑和華工等。

文化教育方面：建議變八股為八科，改革科舉制度；推動和促成派遣第一批留美學童；挑選船政學堂優等生赴歐留學；組織翻譯出版西方科技書籍和編撰府志政書；主張在通商口岸創辦報館；倡導廣設社學和義學。

丁日昌國學造詣

丁日昌，（１８２３～１８８２）清藏書家、官員。字禹生，別字雨生，一作持靜。廣東豐順人。貢生。曾入曾

國藩幕府，協助曾國藩、李鴻章辦詳務，開辦江南製造局，任總辦兼蘇松太道。同治初遷兩淮鹽運使、江蘇布政使。1868年（同治七年）升任江蘇巡撫，１８７５年（光緒元年）任福建巡撫，開辦台灣煤礦。因貪污被劾，行疾辭職。雅好藏書，為官之餘，搜羅古刻善／本，不遺餘力。鴉片戰爭及太平天國革命戰爭時，正在江蘇任職，江浙一帶藏書故本多有散出，大力搜求，所獲近４萬卷。任上海道時，收上海大藏書家郁松年“ 宜稼堂 ”宋元舊本和普通本幾萬卷，又得顧湘舟精槧善刻，數年之內，藏書之富稱雄一時。藏書樓名“實事求是齋”，後改名為“百蘭山館”，又命名為“持靜齋”、“讀五千卷書室”，藏書共１０餘萬卷，當時與瞿氏“ 鐵琴銅劍樓 ”、楊氏“ ​​海源閣 ”並駕齊驅，延請著名版本目錄學家莫友芝、江標等學者為他整理校勘。編有《持靜齋書目》５卷，收錄宋本５５種，元刊４６種。另有《百蘭山館藏書目錄》，著錄圖書３萬餘卷，《持靜齋藏書紀要》，是善本書目。著有《撫吳公牘》、《保甲書輯要》、《查將圖傳》、《百蘭山館詩》、《奏稿》、《巡滬政書》等。死後，所藏書多 ​​由北京、上海書賈購去，部分歸於順德李文田、廣州莫伯驥等藏書家手中。

丁日昌思想的轉變

曾國藩

1854年( 咸豐四年)廣東天地會起義軍進攻嘉應州(今梅州)，丁日昌為李璋煜獻計，以堅壁清野的辦法對付起義軍。事後論功授瓊州學訓導，三年後遷任江西萬安知縣。1861年調任盧陵知縣，正趕上太平軍進攻盧陵，縣城失守，被清廷革職。當時曾國藩正率湘軍在安徽作戰，丁日昌轉投其幕中，為其襄辦軍務。1862年(同治元年)奉曾國藩之命，前往廣東督辦釐金。丁日昌在抵達廣州後，發揮自己通曉火器製造的專長，在廣州市郊燕塘親自設計監製成功短炸炮36尊，砲彈2000餘顆。這些武器受到廣東清軍的歡迎，丁日昌因此聲名遠播，1863年，被李鴻章調赴上海，創設炸炮局，製造18磅、48磅等多種開花砲彈，同時也鑄造少 ​​量短炸炮，供淮軍攻擊太平軍之用，在進攻常州作戰中發揮了相當的威力。在這個過程中，丁日昌的思想發生了兩個重要的變化。一是認為“太平軍已不足平”，真正構成對清朝威脅的是外國侵略者。1864年8月，他上書李鴻章，指出現在中外交通，洋人乘我多事之秋，不時恫嚇挾制，令人憂憤難忍，必須積極自強以圖禦侮。他認為外國的長技在於船堅砲利，洋人恃此以挾制中國，我們也可以取其所長以對付洋人。丁日昌思想的另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他從自己的親身體驗中認識到，中國傳統的生產工藝和手段無法適應近代槍砲製造的需要。舊式泥爐煉不出能夠製造近代槍砲的鋼鐵，用泥模鑄炮也很難使砲膛光滑勻衡。因此，丁日昌產生了改革生產工藝和手段的強烈願望。他在上海與洋人頻繁接觸，已對西人的機器工廠有所了解。王韜所著《火器說略》，更使他對近代槍砲的製造原理、生產工藝，特別是車床等生產工具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寫信向李鴻章推薦王韜，同時建議設立“夾板火輪船廠”，用機器生產近代輪船和槍砲。恰在這時，容閡提出了要在中國發展“制器之器”的主張，丁日昌立即深表贊同，說：製造之理是一脈相通的，“一有製器之器，即可由一器而生眾器，如父之生子，子之生孫”。(丁日昌《丁中丞政書•巡滬公牘》卷一) 從手工生產進而追求機器生產，是一個重要的觀 ​​念變革。這個觀念變革對中國19世紀60年代洋務自強運動的興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丁日昌以這種新的認識和觀念為基礎，在上海積極設法，主持收買了美國人設在虹口的旗記鐵廠，合併原來的炸炮局，後又接納容閡從美國購回的機器，於1865年9月正式成立了江南製造局。江南製造局是清政府設立的第一家近代軍工企業，它標誌著中國近代軍事工業的產生。

丁日昌對海防的貢獻

近代軍艦

丁日昌以蘇松太道的身份出任江南製造局的第一任督辦，為該局擬訂了經營大綱。他提出要留外國技術人員為教習，培訓華人技藝，力爭自主，不受洋人控制。鑑於局中原有設備以造船機器為多，他讓局員詳考圖說，“就廠中洋器，以母生子，觸類旁通”，製成大小機器30餘台，用以製造槍砲。據曾國藩後來奏報，其所造槍砲“皆與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敵”。後來，他又設法擴展該局的生產能力，由生產槍砲進而製造輪船。至1868年8月，江南製造局所造的“恬吉。號輪船下水，上海全市為之轟動，“軍民無不欣喜”，歡慶我國第一艘明輪蒸汽艦試航成功。“恬吉”號長185尺，寬27.2尺，馬力392匹，排水量600噸，裝炮9門，與日本橫須賀造船廠同期所造的“清輝”號相比既快又好。“恬吉”號的製造成功，說明中國近代軍事工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這其中確有丁日昌所付出的心血。1865年9月，丁日昌轉任兩淮鹽運使。1867年初，升任江蘇布政使。雖然布政使的本職只限於處理地方財政和行政，但他心系國防安危，對海防建設十分關心。他上書曾國藩，明確提出自己建設新式海防的主張，希望曾國藩能夠上奏朝廷。在他看來，中國的海防自明朝以來就是“以砲台為經，以師船為緯”，這種設防辦法根本不能適應近代海防的要求。因為洋人游弋海上，可以集中兵力，攻取中國沿海任何地方，若中國處處設防，則防不勝防，正犯兵家備多力分之忌，以致常常被動挨打。丁日昌認為要想改變這種局面，只有創建近代海軍以取得制海權。有了製海權，能夠控制住一定的近海海域，就可以擴大防禦縱深，海防才有保障。要想取得制海權，必須在清朝舊有水師之外，創設全新的近代海軍。因為在西方海軍已經裝備了蒸汽動力艦、鐵甲艦的情況下，清朝舊式帆船水師實際上已完全無力進行近代海戰。丁日昌在19世紀60年代就有這種認識，說明他是很有遠見的。在他之前，左宗棠等人也曾主張製造輪船裝備外海水師，但並沒有明確地提出建立海軍的主張和計劃。

海軍衙門

丁日昌的海軍建設具體計劃是分設北洋，東洋、南洋三支水師。北洋水師設提督於津沽，兼顧遼東、山東沿海各要口；東洋水師設提督於吳淞，守江蘇、浙江沿海各口，南洋水師設提督於廈門，防守福建、廣東各海口。三支水師各設中等砲艇土。艘，半年會哨演習一次，以使“三洋聯爲一氣”。這個計劃是一個統籌全局的海防戰略構想。有了三洋水師，就能分別對京師政治中心，江南經濟中心和祖國的南大門加以屏障和保護。1868年初，丁日昌升任江蘇巡撫。隨著職位的提 ​​高，他更加感到自己對於國防建設的責任重大。他重新擬訂了三洋水師章程六條，使自己建立新式海軍的計劃變得更加具體。他明確提出要廢棄沿海舊有水師，移餉訓練新式海軍。除了 ​​中等砲艇外，又進一步提出三洋水師應各設鐵甲艦6艘。這時，他還強調近代海軍的建設應與沿海砲台、岸防部隊的建設同步發展。他建議三洋海軍艦隊各練陸兵千人，半年在岸，半年在海，沿海各鎮亦練精兵500人，形成“山有虎”、“水有龍”，水陸相聯之勢。對於海口砲台建設，丁日昌也主張變更過去的辦法，以砲台和水雷為中心建設新式海口要塞，使水師艦船在作戰時能夠和海口砲台“相為表裡，奇正互用”。這表明他的海防建設思想又有了新的發展。

丁日昌對陸軍體制的改革

滿洲八旗

1869年，丁日昌開始對江蘇綠營進行整頓。他上奏朝廷，將江蘇撫標綠營1600餘名減為1000名，成立“練軍”兩營。招幕精壯營勇作為練軍士兵，提高他們的餉額，使他們能夠安心操練。這支練軍全部改用洋槍洋砲，學習準軍洋操。丁日昌組織有關人員將洋人教練淮軍的辦法翻譯成中文，繪圖註說，編成《一哨操演圖說》，《一營操演圖說》、《一軍操演圖說》各一卷，以之作為江蘇練軍練習洋操的依據。在晚清各省練軍中，江蘇練軍是最早裝備洋槍洋砲、實行西式操練的。後來江西等省練軍的洋操辦法就是從江蘇練軍學來的。用近代槍砲和洋操來改造清朝的經制部隊，這在中國近代軍制發展史上是佔有一定的地位的，它為清末新軍的全面改革開闢了道路。
丁日昌在整頓綠營，設立練軍的過程中，十分強調精兵的原則。他認為“自古強兵之道，以多而弱，以少而強；以散而弱，以聚而強”。他提出要“並兵厚餉，化散為聚”，(《丁中丞政書•撫吳奏稿》卷五) ​​對全國的兵勇大加裁汰。實行精兵政策是與近代軍隊建設的實際相適應的。清朝全國綠營兵60餘萬，加上八旗和勇營，數量相當龐大。但國家財力有限，兵勇糧餉菲薄，特別是綠營兵，糧餉不足自養，大都兼營他業以謀生，訓練成為空話，毫無戰鬥力可言。要想整頓綠營，就得加強訓練，要想加強訓練，就得增加餉額，要想增加餉額，只有裁兵並餉一法。丁日昌的精兵主張，與魏源的思想一脈相承，可謂切中時弊。在改革陸軍軍制方面，丁日昌還提出了分設野戰部隊與地方治安部隊的主張。在設立練軍時，他提出練軍必須集中訓練，專事征戰，使之成為“游擊之師”。他認為應該將“戰兵”與“差兵”、“汛兵”截然分為兩途，把護餉、解犯、守庫、守陵、分汎等項綠營例差一概責成差兵和汛兵，使戰兵“專心防剿，可免外侮之侵凌”。野戰部隊與地方治安部隊分設的主張是近代軍制發展的必然趨勢。因為在外患頻存的情況下，如不改變綠營“差操不分"的陳規，專門建立一支精幹能戰的野戰部隊，便無法適應反侵略戰爭的需要。丁日昌的這一主張，是林則徐、魏源反對臨戰時抽調“客兵”、專門建立海防部隊思想的又一重要發展。

丁日昌建設基礎設施

李鴻章

1875年(光緒元年)6月，丁日昌奉旨北上天津，幫岡北洋大臣李鴻章商辦事務。9月，在沈葆楨的推薦下，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次年初，又奉命兼署揭建巡撫。丁日昌抵任後，提出要對船政局的生產加以革新，希望能派員往外國學習，延聘外國技術人員釆廠當教習。他和李鴻章、沈葆楨等奏准福州船政學堂第一批留學生35名赴歐學習，其中有嚴復，劉步蟾等人。丁日昌認為電報可以通軍情，為海防所必需，積極主張自設電報。他親自與丹麥大北公司交涉，收買了福州至羅星塔電線，成為中國自營的第一條電報專線。隨後，他又主持架設了台灣府城至安乎、旗後電線，成為中國第一條自建電報線。

丁日昌嘔心瀝血

李鴻章

丁日昌性情本急，加上長期操勞過度，他的身體早就極度虛弱，患有咳血等症，在台灣又因瘴氣浸染，舊病復發。1877年8月，他因病離職回籍休養。此後，清廷一再表示希望他再度出任海疆和樞廷要 ​​職。1879年下諭賞給他總督銜，令他專駐南洋，節制南洋沿海水師官兵，悉心辦理海防事宜。不久，又命他兼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他都因病未能出山。丁日昌雖然身在林泉，但他對國家的防務仍時時予以關注。1879年6月，他上奏清廷，對海防等問題提出16條建議。由於琉球的廢滅，他對日本的侵略野心益加警惕，指出日本“三五年不南攻台灣，必將北圖高麗(朝鮮)”。(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2冊，第394頁)他大聲疾呼朝野內外一定要齊心協力，急謀自強，否則將國無寧日。他還認識到“民心為海防根本”，只有老百姓的生計有著落，元氣得到恢復，才能眾志成城，海疆安如磐石。因此，他希望統治者們能夠切實關心百姓的痛苦，從根本上使中國強大起來。1881年，丁日昌獲悉法人對越南之經營日趨積極，他便給總理衙門王大臣寫信，提醒他們予以關注。他說，越南為法人蠶食，萎靡不振，若聽其自然，必成為第二個琉球。他建議清廷密派廣西巡撫或提督，與越南密商自強辦法。他自己還曾組織人員翻譯法人所繪著的中越邊境地圖和說明，以揭露法國的侵略行徑。

丁日昌逝後評價

丁日昌墓

1882年2月27日，丁日昌病死在廣東。臨終前，他回顧自己多少年的努力，卻並沒有使中國在軍事上強大起來，外患愈來愈亟，不禁悲愴之至。他口授遺折，長嘆自己“死有餘憾”。丁日昌生活在一個動亂與變革的時代。縱觀他的一生，他所考慮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強兵禦侮。他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真可謂是孜孜不倦，嘔心瀝血，死而後已。應該說在．那個時代，他的許多見解是精闢的，他的許多主張是具有開拓性的，他的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對中國國防近代化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丁日昌著述

《丁禹生政書》、《撫吳公犢》、《百蘭山館詩集》、《百蘭山館政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