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1879年12月24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乾生，字仲甫，號實庵，安徽省懷寧縣十里鋪（今屬安慶市）人。思想家、政治人物、語言學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者之一及首任總書記
陳獨秀[編輯]
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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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屆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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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 1921年7月－1922年7月 | |
第2、3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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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 1922年7月－1925年1月 | |
第4、5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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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 1925年1月－1928年7月 | |
| 繼任 | 向忠發 |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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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79年12月24日 大清安徽省懷寧縣（今安慶市） |
| 逝世 | 1942年5月27日（62歲） 中華民國四川省江津縣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後被開除黨籍） |
陳獨秀（1879年12月24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乾生，字仲甫，號實庵，安徽省懷寧縣十里鋪（今屬安慶市）人。思想家、政治人物、語言學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者之一及首任總書記。他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創辦了著名白話文刊物《新青年》，也是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
1921年作為總書記的他，反對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的大量金錢和鴉片（代替貨幣以方便在中國南方變現）援助，但反對無效。[1]他於1927年7月被共產國際剝奪中共黨內領導職務。1929年因為在中東路事件中反對當時中共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被開除黨籍[2]。之後，陳獨秀的政治思想開始向托洛茨基主義靠近，對史達林主義進行了批判，並於1931年成立中國托派組織。
生平[編輯]
早年[編輯]
1879年10月9日（清光緒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乙丑），陳獨秀出生於安徽省安慶府城內（屬於懷寧縣）。他2歲時父親陳衍中因瘟疫死於蘇州懷寧會館，先後由祖父陳章旭以及長兄陳慶元撫養成人，在家中學習《四書》、《五經》。1896年，17歲的陳獨秀通過院試成為秀才，但在次年赴南京江南貢院參加鄉試落榜，未能考中舉人。1897年，考入杭州求是書院[3]，學習法文和造船。同年接受家族包辦婚姻，與高曉嵐完婚，後前往南京參加鄉試。
留學與辦報[編輯]
1901年10月，陳獨秀自費留學日本，進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學日語。1902年3月返回，組織青年勵志社。9月，陳獨秀再次赴日，讀東京成城學校陸軍科。陳獨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1903年3月31日夜，陳獨秀、張繼、鄒容3人強行剪去湖北陸軍學生監督姚昱的辮子，姚向清政府駐日本公使蔡鈞控告，蔡照會日本外務部。於是，陳、張、鄒等因此被日政府強行遣送回國[4]。
陳獨秀回到安慶後，1903年5月17日在藏書樓發表拒俄演說，創辦安徽愛國會，抨擊時政。陳獨秀等人的活動引起當局不滿，兩江總督端方電飭安徽統領韓大武稱︰「皖省之『勵志學社』與東京拒俄義勇隊互通聲息，名為抗俄，實為排滿，且密佈黨羽，希圖大舉，務將何春台、陳仲甫一體緝獲[5]。韓大武的文案吳汝澄是陳獨秀朋友，得到端方電令後，連夜把消息告訴陳獨秀。陳等人得到消息後逃往上海。至上海後，又和章士釗、謝曉石、張繼等人出版《國民日日報》，社址設在新閘新馬路梅初里。同年12月1日，上海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國民日日報。此後，他回到安慶。
1904年3月31日，陳獨秀和房秩五、吳守一創辦白話文《安徽俗話報》，「讓安徽人通達時事，長點見識」。他擔任所有編輯和發行工作。報紙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發行量從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為最受歡迎的白話文報紙之一。這份報紙從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頁，大約15000字。自第16版以後，該報又增加了16個話題，包括軍事、中國哲學、衛生學、天文學等。這些增加的話題幾乎都是他自己所寫，他使用三愛這個筆名，至少發表了50篇文章。後來由於受到政治壓力而停刊。
1914年春，反袁運動失敗後，陳獨秀再度赴日本，協助章士釗辦《甲寅》雜誌。第一次使用筆名「獨秀」發表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開宗明義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設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斯成立國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愛國心也要有自覺心，「惡國家甚於無國家」，如果是一個人民在其中沒有權利，無幸福可言的國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輿論嘩然，不少人指責其不愛國。
1915年夏，陳獨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誼里21號。9月15日創辦月刊青年雜誌（由群益書社發行），次年更名為《新青年》（副題La Jeunesse），自任總編輯。（1926年停刊）陳獨秀在這份雜誌的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提出6個原則：
-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 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陳獨秀在1917年二月號的《新青年》雜誌2卷6號發表《文學革命論》，認為中國社會黑暗的根源是「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單獨的政治革命不能生效，「充分以鮮血洗淨舊汙」，需要先進行倫理道德革命，於是提出「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主張改文言文為白話文，文章內容也要趨向實際。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聘任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並教授文學。得到北京大學校長的批准，他收集李大釗、胡適、魯迅和錢沅的作品。為了擴大編輯部，他將《新青年》遷到北京。1918年11月27日，陳獨秀和李大釗合辦《每周評論》雜誌。
在蔡元培擔任校長之前，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蔡元培擔任校長後，致力改變這種風氣。但陳獨秀卻依然流連在妓院之中。蔡元培起初還在報章上寫文支持陳獨秀，但後來迫於壓力，在1919年3月26日深夜的一次會議商議後，決定廢除北大的學長制，間接去除陳獨秀的校務職位並放他一年假期，陳因此在事實上離開北大。多年後，參會的胡適與湯爾和曾爭論3月26日的那次會議的結果造成的影響[6]。之後亦有觀點認為，當時北大的多名教師也有包養二房太太，北大理科學長夏元瑮也有嫖妓，但是他們都沒有受到處罰。北大的學長制廢除其實在校務會議已經通過，陳獨秀也是同意的其中一人，只是因為嫖妓事件發生才提早執行。陳獨秀被開除排斥更多是因為他在校內的政策得罪太多同僚（如說話直來直往，推行廢止年功加俸，每年更換聘約，允許發放講義）。[7]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6月8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發表《研究室與監獄》，提出入監獄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6月11日，陳獨秀在城南新世界遊藝場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被捕。9月16日保釋出獄。
創立中國共產黨[編輯]
1919年秋天陳獨秀前往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2號。春，李大釗介紹共產國際遠東局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維經斯基（吳廷康）及擔任翻譯的俄籍華人楊明齋來訪，策動陳獨秀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陳獨秀和李大釗等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新青年雜誌開始宣傳社會主義。1920年8月，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任書記。8月22日，俞秀松、羅亦農等人在陳獨秀家中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0年，陳炯明佔領廣州，孫中山率國民黨中央由上海遷往廣州，12月，陳獨秀應邀前往廣州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由李達做代理書記。陳獨秀在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廣東女界聯合會發表演說，批評傳統道德，引發當地守舊人士發起驅陳運動。[8]這時，他與胡適在新青年的政治立場上發生爭執，胡適強調新青年應該在政治上保持中立，陳獨秀則在第8卷中發表《談政治》加以抨擊。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陳獨秀沒有前去出席，而是派新婚的陳公博為廣州代表，又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帶去他的信件和4點意見：「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權主義之指導；三曰紀律；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在會議上，陳獨秀被缺席選為中央局書記。
陳後被選為黨的第二屆、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屆、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成都路召開中共二大。大會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8月9日，陳獨秀再次被捕，罪名是家中藏有違禁書籍。最後判罰陳獨秀大洋400元。
與共產國際的關係[編輯]
新生的中共在各方面都有賴於共產國際的幫助。1922年，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與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合作，陳獨秀和幾乎所有中共領袖最初都表示反對。4月6日，陳獨秀給維經斯基寫信，提出6條意見反對馬林的提議，如兩黨革命宗旨不同、革命依據不同、盟友不同等。他也日益對莫斯科的意志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揮感到不滿[9]。但是到了同年8月20日，陳獨秀主持西湖會議，終於勉強表示服從馬林傳達的共產國際指示，同意加入國民黨。隨後陳獨秀等人加入了國民黨。並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四大。
陳獨秀一度將中共中央遷往北京，但在1923年二七罷工後，吳佩孚通緝陳獨秀、馬林，於是再度遷回上海。不久再遷廣州。1923年6月12日，陳獨秀在那裡主持召開中共三大，並再度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1923年9月，中共中央遷回上海。
1927年3月21日，當國民黨北伐軍佔領龍華時，中共在上海發動工人武裝暴動，陳獨秀在北四川路橫浜橋南鄭超麟家裡，向前線指揮部周恩來、趙世炎發布命令，攻打閘北天通庵車站、商務印書館俱樂部和北火車站，佔領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陳獨秀一度想掌握進入上海的東路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薛岳，但是白崇禧將薛岳調走，換上劉峙，於是陳獨秀下令加強上海工人糾察隊，準備進行防禦戰（蔣介石到上海），陳獨秀發表《告世界工人階級書》和《告中國工人階級書》。4月4日，陳獨秀與剛從國外回來的汪精衛發表《汪、陳聯合宣言》，並隨汪去武漢。
4月底在中共五大仍然當選為總書記，但是已經沒有實權了。
7月12日，鮑羅廷遵照史達林的指示，重新改組中共中央，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組成臨時中央局兼常委。陳獨秀被停職，於是給臨時中央發了一封辭職信。7月15日，汪精衛發動七一五事變，共產國際和中共在中國的勢力中遭到近乎毀滅性的打擊。
8月7日，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在漢口主持八七會議，禁止陳獨秀參加，在會議上公開批判陳獨秀對國民黨妥協退讓，犯有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陳獨秀認為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吸收了中國當時最優秀青年的總匯。
與中共分道揚鑣[編輯]
此後，陳獨秀由於對共產國際不滿，傾向於托洛茨基的主張。不過，他也不贊成同樣背離共產國際路線的毛澤東農民革命的思想。1929年11月16日，陳獨秀因在中東路等問題上發表不同意見，反對當時中共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被開除黨籍[2]。後發表《告全黨同志書》公開信。陳獨秀是少數經過30年代還倖存下來的中共領袖之一，但對自己所創建的政黨已經不再能產生任何影響。
1932年10月15日，在國民黨巨額懸賞多年後，陳獨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創辦非法政黨的罪名逮捕，隨後移交南京政府。國民黨各地黨部、省主席、司令等紛紛致電中央要求予以嚴懲，共產黨也發表消息和稱他為資產階級走狗、反共先鋒的評論[11]。另一方面，已經成為名動全國的大律師的章士釗主動免費為陳出庭辯護，胡適之、傅斯年等人紛紛出來為其說話[12]。
1933年以判處13年有期徒刑，1933年4月，公開開庭審判，章士釗在法庭慷慨陳詞，贏得旁聽一片讚譽。結果，陳被「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判處有期徒刑13年。囚禁於南京老虎橋第一監獄。此後，其自辯和章的辯護詞在天津《益世報》全文登載，其他報紙也紛紛報導，一時轟動全國，曾出版過《獨秀文存》的亞東書局公開出版了陳案的資料彙編，還被上海滬東大學、東吳大學選為法學系的教材。判刑後囚禁於南京。在南京獄中，陳利用國民黨的優待條件，大量閱讀古今中外的書籍，潛心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孔子、道家學說等，完成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論著。[來源請求]
1936年3月，在《火花》發表了《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指出「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稱「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斯大林不懂得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於官僚主義，乃至於把黨，把各階級蘇維埃，把職工會，把整個無產階級政權，糟蹋的簡直比考茨基所預言的還要醜陋。」[來源請求]
晚年[編輯]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提前獲釋。他曾向中國共產黨表示支持，共產黨也曾發表文章《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並曾提出只要陳承認當年的錯誤就可以恢復黨籍。但陳拒絕認錯後，王明、康生等人在一些共產黨的刊物上說陳獨秀接受日本津貼，做「日特漢奸」，陳寫信駁斥，雖然事件沒有進一步發展下去，但兩者關係已經惡化。王明失勢後，周恩來曾多次託人勸說陳獨秀去延安，均被拒絕。陳獨秀為此對好友說，黨內的熟人都已經離去或逝去，現在對共產黨已不熟悉。
先後住在武漢、重慶。在重慶住院時，周恩來、朱蘊山都去醫院看望過他，周恩來更資助他100銀元，都被他拒絕。實際上當時他僅靠微薄稿費收入支撐，最後更被趕出醫院。[14]陳最後長期隱居在四川江津，以教書為生，保持低調，而且轉向了自由主義[來源請求]。此後對文學和民主發展，繼續當年在獄中的研究，特別對史達林時代的反思，也被後人認為難出其右者。
1942年5月12日中午，陳獨秀用醫生介紹的偏方，以水泡製蠶豆花茶水，據稱可治高血壓。但其所用之蠶豆花有部分已發霉，用開水泡過後，汁水呈黑色，且味不正[15]。陳獨秀喝了此水中毒[15]，最終因病於5月27日21時40分在四川江津鶴山坪石牆院逝世，享年63歲。[16][17]
思想[編輯]
早期[編輯]
陳獨秀推崇歐洲十九世紀的實証論和功利主義，提倡懷疑精神，[18]曾大力抨擊宗教，根據19世紀法國思想家孔德的實証論，認為人類進化分三個時期：宗教迷信時期、玄學思想時期、科學實証時期，現代世界應清除一切宗教迷信與玄學幻想，打破虛偽的偶像。[19]
陳獨秀在成為馬克斯主義者前，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在1917年抨擊基督教阻礙科學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1920年時卻一反態度，肯定基督教是「愛的宗教」，有「崇高的犧牲精神」、「偉大的寬恕精神」和「平等的博愛思想」，可以救中國。他也重估宗教的作用，認為宗教可以淨化和美化感情。他憧憬一個以愛和關切為基礎，沒有權威等別，也沒有階級和種族的大同社會。[20]
後期[編輯]
新文化運動時期，宣揚民主和科學，對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的批判廣為流傳。
逸事[編輯]
據陳獨秀自己在《實庵自傳》中所講述，他在1896年（當時他17歲）時參加懷寧縣院試，當時的考的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這種截搭題，「我對於這樣不通的題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把《文選》上所有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誰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在通的大宗師，把我取了第一名，這件事使我更加一層鄙薄科舉」。
影響及遺產[編輯]
評價及影響[編輯]
中共黨內[編輯]
1927年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決議、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對陳獨秀命運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三個重要決議。這些決議以及毛澤東秘書胡喬木1951年寫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文革」前黨史和革命史教育「最高教科書」），總結了陳獨秀的十項罪名[21]︰
- 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
- 右傾機會主義
- 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 托陳取消派
- 反蘇
- 反共產國際
- 反黨
- 反革命
- 漢奸
- 叛徒
1980年代後，陳獨秀的「罪名」從學術界開始被逐步推翻，至2004年4月，胡錦濤在紀念任弼時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談到大革命失敗時，又給予了新的說法，將其表述為「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這是到目前為止由中共中央領導人所作的新的定性[22]。
紀念與紀念地[編輯]
陳獨秀逝世後，由於經濟拮据，家屬無力將其歸葬安慶，只能由當地士紳、生前友好資助，臨時厝於西門外鼎山鄧燮康園地。墓碑上刻有陳獨秀生前好友歐陽竟無寫的「獨秀先生之墓」6個字。1947年2月，陳獨秀三子陳松年根據父親遺言，將其歸葬於安慶北門葉家沖（現屬十里鋪），與元配夫人高曉嵐合於一冢。墓碑上刻「先考陳公乾生之墓」（陳乾生是陳獨秀參加科考時所用的名字）。1979年10月，陳松年得到當地有關部門同意和資助，以延年、喬年、松年、鶴年4個兒子的名義重修了墓地。碑文為傳統行文「陳公仲甫字獨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1982年安慶市政府確定陳獨秀墓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又重修了墓冢。此次所立碑上刻著「陳獨秀之墓」五個字，石碑的背面僅有生卒年月，無其他字樣。1998年5月安徽省政府批准陳獨秀墓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後各級有關部門編列投資1300萬元，對陳獨秀墓進行全面修繕，現墓園佔地總面積為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護欄、墓道構成。墓碑上刻著「陳獨秀先生之墓」七個大字。
家庭[編輯]
- 元配高曉嵐（高大眾）（1876年-1930年9月9日），安徽六安霍邱臨淮鄉人，清末安徽統領副將高登科之女，育有三子一女。逝於安慶。
- 配偶高君曼（高小眾）（1888年-1931年），高曉嵐同父異母妹。育有二子一女。病逝於南京。
- 配偶潘蘭珍（1908年-1949年），江蘇南通人，因病去世於上海，無子女。有一養女，潘鳳仙現居於上海。
- 長子陳延年（1898年-1927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廣東、浙江及江蘇區委書記。高曉嵐之子。
- 長女陳玉瑩（陳筱秀）（1900年-1928年），病逝於上海。
- 次子陳喬年（1902年-1928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部長、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湖北省委書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等職。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上海龍華的楓林橋畔就義。
- 三子陳光美（1907年-1999年），近年有證據表明此子是陳獨秀與高君曼早年所生並寄養在四川的，此子成年後才學超群，但長期隱居蜀中，由於歷史原因，此子一直未承認是陳獨秀兒子。
- 四子陳松年（1910年-1990年），曾任安慶市政協常委，安慶市文史館館員，安徽省文史館館員。
- 幼女陳子美（1912年-2004年），婦產科醫生。文革時經香港前往美加地區，後常住美國行醫。她逝世後中國駐紐約副總領事崔愛民前去弔唁
- 養女潘鳳仙，隨潘蘭珍姓，現居於上海楊浦區。[25]。
著作[編輯]
- 《獨秀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6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統一書號: 11102-101
- 《陳獨秀著作選編》（全六冊），任建樹 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1，ISBN：978720808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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