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約（441~513年），字休文，吳興武康（今中國浙江省德清）人，南朝史學家、文學家。出身於門閥士族家庭，歷史上有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的說法，家族社會地位顯赫。祖父沈林子，宋征虜將軍。父親沈璞，宋淮南太守，於元嘉末年被誅。 沈約孤貧流離，篤志好學，博通群籍，擅長詩文。
沈約
後來，沈約母子二人開始了流浪的生活，他們東躲西藏，直到趕上朝廷大赦，才敢公開定居下來。他們母子二人相依爲命，家里生活十分貧苦，隻是靠母親出去做活維持生活。
艱苦生活的磨鍊，使沈約形成了堅強的意志，他發憤讀書，立志改變自己的生活境況。平日，他幫助母親做活，夜里就專心讀書。有時讀書着了迷，連飯都顧不上吃了。他的母親很心疼兒子，怕沈約累壞了，就每天把油燈里的油倒出來一些，這樣晚上一兩個時辰燈油用完了，燈就滅了。母親用這樣的辦法想讓沈約少看一些書，多休息一些。沈約很理解母親的心情，母親讓熄燈就熄燈。可是熄燈以後，他卻沒有休息，而是把白天所學的内容在心里反複地背誦複習，直到把文章背熟記牢才肯休息。第二天再學習新的課程，晚上再反複誦記。
就這樣，由於他刻苦學習，通讀了諸子百家的經典著作，並研究了司馬遷、班固等史學家的歷史典籍，終於成爲一名歷史上著名的學者、文學家。
後來，沈約被齊朝召進宮里輔導文惠太子學習，兼任東宮的步兵校尉。由於沈約學識淵博，而且口才也很好。文惠太子非常喜歡聽他講歷史故事和天文地理知識，不論遇到什麼疑難問題都向他請教，文惠太子對沈約也很尊敬。
文惠太子有個習慣，就是早晨愛睡懶覺，有些大臣早晨來禀報政事，往往要等到中午才能見到他，有時遇到緊急的公務也往往被耽誤了。所以，大臣們對文惠太子很有意見。
沈約聽說這件事以後，有一天，就趁輔導太子學習的時候，把這件事跟太子說了，同時，還給太子講了許多歷史上由於帝王不理朝政而給國家帶來危害的事。文惠太子聽了，對沈約說：“讓我早起，這也好辦，我非常喜歡聽先生講故事，每次聽了收穫都很大，甚至忘記了疲勞。所以，我希望你早晨起來，先來見我，給我講些東西，我也就可以改掉早上睡懶覺的習慣了。”
沈約一生寫了很多書，其中《晉書》、《宋書》、《齊紀》、《梁高祖紀》、《宋文章志》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史學著作。沈約是我國歷史上享有盛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
齊初,爲文惠太子蕭長懋家令,深見寵信。後來又在竟陵王蕭子良門下，爲“竟陵八友”之一。隆昌元年（４９４年）,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蕭鸞即位，任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齊末，他和範雲積極參預蕭衍密謀代齊自立的活動，蕭衍稱帝後謂約、雲曰：“我起兵三年，功臣謀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蕭衍建立梁朝後，沈約先後被任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後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死後諡隱，故後人也稱他爲“隱侯”。
沈約是講求聲律的“永明體”的創始人之一。齊、梁之際，漢語音韻學已經有了相當發展。沈約把同時人周颙發現的平、上、去、入四聲用於詩的格律，歸納出了比較完整的詩歌聲律論。除了四聲說以外，他還提出了八病說，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八種聲律上的毛病。據郭紹虞的考訂，認爲唐朝人把八病說的首創者歸於沈約，應當是有根據的。
另外，對沈約應該大書的是他對史學的貢獻。青年時期的沈約，已經博通群籍，寫得一手好文章，並且對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從二十幾歲的時候起，用了整整 20年時間，終於寫成一部晉史。可惜，這部晉史沒有能夠流傳下來。在沈約之前，已經有人開始撰寫南朝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了，這些都爲沈約撰《宋書》提供了文獻資料。
沈約接受撰寫宋史的任務，是在南齊永明五年（４８７年）的春天。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書》紀、傳七十卷。起於東晉安帝義熙之初，終於宋顺帝昇明三年（４７９年），記東晉末年及劉宋一代史事。這是沈約撰寫《宋書》的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宋書》八志三十卷的撰成。從《宋書》志避梁武帝父親和梁武帝本人的諱來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時期。
《宋書》的志，也很有特色。一是八志多從三國講起，有的更追述到東漢，表明作者極重視典章制度的沿革流變。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的傳統。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書》志的緣起，也講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謂“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梁朝江淹說過：“修史之難，無出於志。”他的這句話被後來的史家一再引用，說明中國古代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都有一種共同的感受。二是《宋書》的《禮志》和《樂志》分别占了五卷和四卷，幾乎占了整個志的篇幅的1/3，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東晉南朝門閥士族十分講究“禮法”。《宋書》重視禮志、樂志，正是這種社會風氣的反映。三是《宋書·州郡志》詳盡地記述了東晉以來北方人口南遷及僑置郡縣的具體情況，是一篇反映人口變動和區域建置變動的重要文獻。四是創立《符瑞志》，從遠古到劉宋，曆擧許多神怪荒誕之事，宣颺所謂“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目的是要爲統治者的統治編織神聖的外衣。因而它的封建糟粕就更多一些。不過，它也講到一些自然現象，如果用今天的科學眼光來看待的話，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在沈約同時及之後，還有一些人撰寫過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但都失傳了。因此，《宋書》的價值就越發顯得重要。 （中國文化報 ）
可見南宋時，金華城登高望遠的佳處，有“雙溪樓、八詠樓、極目亭”。
“八詠樓”原來並不叫“八詠樓”，而是叫“玄暢樓”，南北朝時期，梁朝人“沈約”任東陽郡守（郡治金華）時建造。齊梁禪代之際，沈約幫助梁武帝蕭衍謀劃並奪取南齊，建立梁朝。曾爲梁武帝連夜草就即位詔書。感恩戴德的蕭衍，封他爲“建昌縣侯”，官至尚書左僕射。
沈約著有《宋書》一百卷，詩文兼備，在齊梁間的文壇上有重望。他登“玄暢樓”，並賦詩八詠，唐朝人就因他的“八詠詩”，更樓名爲“八詠樓”。“八詠詩”中的代表作是，“危峰帶北阜，高頂出南岑。中有凌風謝，回望川之陰。岸險每增減，湍平互淺深。水流本三派，台高乃四臨。上有離群客，客有慕歸心。落暉映長浦，煥景燭中潯。雲生嶺作黑，日下溪半陰。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
在“永明體”詩人中，沈約占有重要地位。鍾嶸在《詩品》中，用“長於清怨”概括沈約詩歌的風格，這主要表現在他的山水詩和離别哀傷詩中。《别範安成》是沈約的代表作，全詩爲，“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複别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這是一首離别詩，作者把少年時的離别和暮年時的離别相對比，少年離别尚有相會之期，暮年離别就是生離死别了！“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一句，實在是道盡了離人的肝腸寸斷，是至哀至痛之語。
一個幫助梁武帝成就帝業的人，指點江山、慷慨豪邁還來不及，爲什麼會以“長於清怨”，著稱於世？原來，沈約晚年與梁武帝產生了嫌隙。梁武帝十二年（公元513年），憂懼而死，時年七十三歲。他死後，有司請諡沈約爲“文”，梁武帝說：“懷情不盡曰隱。”（沈約的才情，還沒全部表達出來，應該用 “隱”字）故改諡號爲“隱”。所以後人，又稱沈約爲“沈隱侯”。“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概括了多少新興皇朝的歷史！沈約當然也沒能例外。於是沈約，隻能縱情山水之間，感時傷世，寫盡“萬事無不盡，徒令存者傷”之苦。
後人很難知道，沈約具體爲什麼失寵，也不太想知道，我們更關心的是，詩酒風流，吟詩作賦的沈約。他和他興建的“八詠樓”，吟唱的《登玄暢樓》詩，一直流傳下來，傳唱不息。
“梁日東陽守，爲樓望越中。
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
江靜聞山狖，川長數塞鴻。
登臨白雲晚，留恨此遺風。”
“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說得是樓閣依舊，明月依舊，但當年的築樓之人，卻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隻能引得後人無限歎惋。人在與時間的拔河中，總是失敗者居多，唯有那些倜儻非常之人，才能青史流名，千古傳頌。而沈約，無疑是一個“成功者”，雖然他在血腥的政治鬥爭中，落敗了，還搭上一條性命，但他和他的《宋史》、“八詠詩”、八詠樓，永遠傳承了下來。
“悵不見夫子，神期遙相望”（我悵然見不到沈約，隻能心神相約遙遙相望），一千五百年後的我，登臨“八詠樓”，擧目遠眺無限江山，無限繁華，真是令人生出，今昔何昔之感。
〖出處〗《後漢書·侯霸傳》：“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
作者:沈約 朝代:南北
高台不可望。
望遠使人愁。
連山無斷乚包。
河水複悠悠。
所思竟何在。
洛陽南陌頭。
可望不可見。
何用解人憂。
在沈約之前，已經有人開始撰寫南朝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了。最早撰寫劉宋國史的是何承天。他在宋文帝時以著作郎身份，起草了宋史的紀、傳和《天文》、《律曆》、《五行》等志，其中人物列傳隻寫到宋武帝時期的一些功臣。後來，又有山謙之、蘇寶生等相繼續作宋史，但都中途而廢。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徐爰負責修撰宋史。他在前人撰述的基礎上，寫成國史六十五卷，上起東晉末年，下迄大明時期。所有這些，都爲沈約撰《宋書》提供了文獻資料。
沈約接受撰寫宋史的任務，是在南齊永明五年（487年）的春天。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書》紀、傳七十卷。起於東晉安帝義熙之初，終於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記東晉末年及劉宋一代史事。這是沈約撰寫《宋書》的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宋書》八志三十卷的撰成。從《宋書》志避梁武帝父親和梁武帝本人的諱來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時期。沈約撰《宋書》的經過大致如此。
《宋書》在反映時代特點方面是很突出的。比如《宋書》的傳，與以前正史相比，就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第一，創立家傳的形式。以前史書列傳所記人物，一般不附記傳主後人之傳，而《宋書》則改變此例，開以子、孫之傳附父、祖之傳的先聲。故《宋書》所記人物，多爲門閥地主，而且把門閥士族所重視的家傳也引入正史了。如《宋書》卷四十二《劉穆之傳》，後面就附有“長子慮之”、“慮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貞之”、“穆之女婿蔡佑”等人的傳；卷七十七《沈慶之傳》，後面附有“子文叔”、“慶之弟劭之”、“慶之見子僧榮”、“僧榮子懷明”、“慶之從弟法系”等傳。這種家傳式的列傳，在《宋書》里是不少的。這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地主居於統治地位，社會風氣崇尚門第、家族史和譜系之學在史學上的反映。第二，創《索虜傳》以記北魏史事，正如北齊人魏收撰《魏書》以《島夷傳》記南朝史事一樣。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學上的一種特殊的反映。第三，在類傳中增立《孝義傳》，提倡“孝行”、“孝廉”。這是魏晉統治者鼓吹“以孝治天下”的遺風。
《宋書》的志，也很有特色。一是八志多從三國講起，有的更追述到東漢，表明作者極重視典章制度的沿革流變。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的傳統。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書》志的緣起，也講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謂“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梁朝江淹說過：“修史之難，無出於志。”他的這句話被後來的史家一再引用，說明中國古代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都有一種共同的感受。《宋書》的《志序》是一篇不可不讀的好文章。二是《宋書》的《禮志》和《樂志》分别占了五卷和四卷，幾乎占了整個志的篇幅的三分之一，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東晉南朝門閥士族十分講究禮法。《宋書·王弘傳》記王弘說：“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仿之，謂爲‘王太保家法’。”有的史書還說；“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真不愧是門閥土族講究“禮法”的楷模。《宋書》重視禮志、樂志，洽是這種社會風氣的反映。三是《宋書·州郡志》詳盡地記述了東晉以來北方人口南遷及僑置郡縣的具體情況，是一篇反映人口變動和區域建置變動的重要文獻。《州郡志》序說；“地理參差，其詳難擧，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曆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當時社會的動盪於此可見一斑。四是創立《符瑞志》，從遠古到劉宋，曆擧許多神怪荒誕之事，宣颺“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因而它的糟粕就更多一些。不過，它也講到一些自然現象，如果用今天的科學眼光來看待的話，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在沈約同時和沈約以後，還有一些人撰寫過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但都失傳了。因此，《宋書》的價值就越發顯得重要了。
除《宋書》外，沈約還著有《晉書》一百一十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
一
吳興沈氏雖世尚戎武，但自東晉末年以來，在席卷江左的右文思潮的深刻影響下，其部分族人產生了偃武修文的内在沖動。譬如沈演之雖“家世爲將”，卻“摺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1]。諸如此者，盡管隻是少數族人的個人行爲，卻無疑是沈氏門風由斥力尚武轉向銳意崇文的先聲。同時也不難發現，那些内具崇文沖動的沈氏族人，實則各有其學術偏好，或如沈正“好老、莊之學”，或如沈伯玉“以文義見知”（《宋書》卷一百《自序》），或如沈麟士“博通經史”[2]。惟其如此，此期的沈氏家學體系顯得散漫蕪雜。也主要因此之故，沈約早年雅“好百家之言”[3]，其爲學並不固守一門。
在元嘉三十年（453）的“二凶之亂”中，時任淮南太守的沈約之父沈璞，因追隨故主始興王劉浚而“不從義師”[4]之故，爲起兵討逆的孝武帝劉駿所誅。受此株連，其時年方十三的沈約，始則被迫潛竄避難，繼而雖穫赦免，卻仍在較長時期内無從穫致功名，遂廣事幹謁，既攀附貴爲始興郡公的族人沈慶之（386—465），爲之捉刀代撰《讓儀同表》[5]，同時又出入於西陽王劉子尚門下，以期從中開辟仕途。其作於孝武帝大明四年（460）的《麗人賦》，就較爲隱晦地透露出他此際急於從政的心態，以及此種心態支配下的政治鑽營:“有客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騖王室，遨游許史。”
在《宋書·自序》中，沈約自稱“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誠然，時至大明四年，其能囊括兩晉史事以成一代之典的完作，確實付諸闕如，但早年泛覽百家的沈約，之所以在此時特别致意史學，顯然不可能僅僅緣自他所謂的對於“晉氏一代，竟無全書”的抱憾。如所周知，傳統史學發展到劉宋中葉，不但早已突破經學的藩籬而獨立成宗，而且已然成爲當時的顯學。當此之際，沈約致趣其中的目的，很可能就是想通過修史邀名取譽，進而改變其“弱冠未仕” 的現狀。但實際上，他並未如願。
《梁書》卷十三本傳稱沈約起家奉朝請，但究竟何時，未予交代。近者，劉躍進、林家驪皆系之於大明五年（461），姚振黎、陳慶元則以爲其時至遲不過宋明帝泰始二年（466）[6]，筆者以爲當在宋前廢帝景和元年（465）八月至十一月之間。彼時，沈慶之在告發顏師伯等人的廢立之謀後被倚爲股肱，凡“朝廷諸所行造”“悉豫之”[7]，從而極大地拓展了沈氏族人的政治發展空間，其弟子沈文秀在該年八月由射聲校尉出爲青州刺史[8]，即其顯例。在此期間，沈約之能釋褐爲奉朝請，無疑也主要得益於此，而並非其文才使然。
沈約文才的被認可，不僅時在起家奉朝請之後的泰始（465—471）初年，而且彼時予以認可者似乎僅蔡興宗（415—472）一人而已。也正是在蔡氏的支持下，沈約方才着手撰寫《晉書》，此觀其《宋書·自序》可知:
史臣……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安］西將軍蔡興宗爲啟明帝，有敕賜許，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擧，而采掇未周，（永）［升］明初，遇盜失第五帙。
由此也不難發現，至少在“有敕賜許”之後，沈約的興趣其實已不在史學。惟其如此，其《晉書》晚至宋顺帝升明（477—479）初年仍未定稿。
二
對於沈約解褐後直至劉宋末年的行蹟，《梁書》卷十三《沈約傳》的相關記載比較模糊，其詞曰:
起家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爲郢州刺史，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及爲荆州，又爲征西記室參軍，帶厥西令。興宗卒，始爲安西晉（安）［熙］王法曹參軍，轉外兵，並兼記室。入爲尚書度支郎。
事實上，這段文字不但闕載了沈約追隨蔡興宗游宦會稽郡的歷史，而且虛構了他就任“征西記室參軍，帶厥西令”的經歷，更有意隱瞞了他在劉宋末年親齊反宋的政治立場。
後廢帝元徽二年（474）六月之後的劉宋政局，其實已爲蕭道成所把持。期間，蕭氏不但權傾朝野，而且包藏不臣之志，從而與心系宋室安危的荆州刺史沈攸之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爲鉗制沈攸之這支異己勢力，蕭道成大致從元徽二年十二月開始，着力加強對横亙在荆州、建康之間的郢州的經略。自從蔡興宗去世後未聞有入仕爲官經歷的沈約，很可能因爲黨附蕭氏，而在此時被充實到晉熙王劉燮的安西將軍府。其被收錄於《藝文類聚》卷二十七的《愍途賦》，就披露了他此前仕途受阻時的惶，以及此際赴任郢州時的愉悦:
結榜窮渚，思臨長嶼。情依舊越，身經故楚。彼長路之多端，伊客心之無緒。歡因情而易失，悲由心而難拒。此江海之信遼，知餘思之方阻。……依雲邊以知國，極鳥道以瞻家。免淒愴於羈離，亦殷勤於行路。歎餘途之屢蹇，奚前芳之可慕。
對於族人沈攸之，沈約頗爲憎惡，此觀其《齊司空柳世隆行狀》可知。這其中既有情感因素，畢竟他最初的政治靠山沈慶之是被沈攸之“以被掩殺”[9]的，當然更多的則是在權衡利弊得失後對自身政治前途的考慮。沈約在鎮壓沈攸之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史無明文，但他後來之能入爲尚書度支郎，應和他參與鎮壓有關，其時當在升明二年（478）正月沈攸之戰敗自縊後，而且很可能與蕭道成之孫蕭長懋（458—493）同時返回京城建康。
蕭長懋於元徽四年（476）來到郢州，此後直至升明二年正月，始終不曾離開夏口，沈約與蕭長懋的結識理當始於此際。也正因爲有着這層關係，他大致在齊高帝建元元年（479）六月，被時任雍州刺史的蕭長懋引爲征虜記室、兼襄陽令，在建元四年（482）六月蕭長懋被立爲太子之後，更得以曆任步兵校尉、太子家令等東宮要職，繼續爲之主管文書工作。與此同時，其文才經由文惠太子的稱許，並通過《爲柳世隆讓封公表》、《爲南郡王讓中軍表》等文的創制，得到了朝野上下較爲廣泛的肯定，也因此得以在建元四年、永明二年（484）、永明五年（487），先後被賦予撰寫蕭齊國史、起居注和《宋書》的重任。
《南史》卷七十七《恩幸·劉系宗傳》稱齊武帝嚐雲:“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系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然而，盡管齊武帝傾向於將沈約定位爲“學士”，但僅僅扮演這種角色，顯然絕非沈約所希冀的目標和結果，其《宋書》紀傳在短短一年内的撰寫完畢，就頗能說明問題。在唐代史家劉知幾看來，該書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定稿，其因就在於沈約隻不過是“補綴”徐爰《宋書》的“所遺”部分而已（《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而劉氏此說又疊經後世史家的確認和發揮，幾成定讞。但此種推論其實很難成立，這首先是因爲沈、徐兩《宋書》，無論史書體例抑或叙事斷限均多有差異，此則僅需對比沈約、徐爰上表自述即可推知[10];其次是因爲兩書在具體内容的表述上也存在着較大的出入，譬如同爲宋武帝作本紀，沈約《宋書·武帝紀》的相關記載，就不同於爲《藝文類聚》卷十三“宋武帝”條所收錄的徐爰《宋書》佚文。因而筆者認爲:第一，憑沈約的博學多識和足智多能，完全可能在短期内，在參考包括徐爰《宋書》在内的既有撰述的基礎上，獨力完成對全部劉宋史事的編撰工作;第二，沈《書》紀傳部分在短期内的成文，正好表明他當時的主要興趣並不在史學領域。
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沈約在撰述《宋書》的同時，不但創制了諸如《與範述曾論竟陵王賦書》、《擬風賦》、《爲晉安王謝南兗州章》等爲數眾多的阿諛應酬之作，而且致力於弘颺佛法，這在其《宋書》之中也有所體現，“全說文體，備言音律”[11]的《宋書·謝靈運傳論》，就較爲清晰地反映出沈約此際的興趣所在。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該篇傳論以其對此前文體變遷的歷史分期及其視角，深刻地影響了包括《詩品》、《文心雕龍》在内的後世文論;假如從更爲深層的角度加以把握的話，《宋書·謝靈運傳論》所討論的重點，顯然是主要由轉讀佛經問題而逐漸形成的聲律諧和論，從中既可見出日益中國化的佛教對於沈約文學觀的影響，同時也可將該篇傳論的寫作，視爲沈約治學重點由史學轉向佛學和文學的標志。
雖然在此之前，沈約早已涉足文學領域，並創制了諸如《麗人賦》、《梁父吟》、《愍途賦》等詩文，但他對文體理論尤其是聲律諧和論的探究和實踐，卻始於永明中葉，此則見諸《梁書》卷四十九《文學傳上》，即有“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的記載。而與此同時，他既積極參與事佛禮佛活動，又通過撰寫諸如《形神論》、《神不滅論》等崇佛之文，將其對“空有之說”[12]的伏膺和體悟，具體落實爲對範縝“神滅論”的賣力圍剿。
沈約治學重點的再次轉移，就其外因而言，不能不主要歸結爲竟陵王蕭子良（460—494）的崇文和佞佛。正是蕭子良的雅好文學和“禮才好士”，推動了西邸文學集團的塊然崛起及其商榷學問、酬唱詩文，而他對於佛教的“敬信尤篤”[13]，既使得匯集沙門以造經唄新聲成爲可能，也是西邸文士禮敬釋氏、推闡佛理的切實的動力所在，從而最終促成了“四聲說”的定型及其被運用於詩文創作。
相比較而言，沈約治學重點轉移的内因更值得關注。勿庸置疑，以蕭子良爲核心、以“竟陵八友”爲中堅的西邸文學集團的生成，絕非僅僅緣自文人的聲氣相投，而是有其學術之外的目的。作爲其中的組織者，蕭子良固然缺乏政治才幹，但從他多次上書論議時政、指點朝綱的言行擧止來看，顯然並不像《南齊書》本傳所宣稱的那樣，乃“不樂世務”之輩。事實上，好文佞佛隻是他用以吸納黨羽的手段而已。當此之際，沈約對於佛學的崇敬和對於文學的關注，以及緣此派生而來的對於聲律諧和論的探討，無疑具有強烈的政治投機色彩，其真實意圖，正是借此接近蕭子良以期獵取更爲廣闊的仕進前途。他本人在作於永明七年（489）的《高松賦》中，也曾含蓄地表達了願效法當年鄒陽、枚乘之事奉梁孝王，以擁戴蕭子良的意向[14]。也大抵因此之故，得以曆任司徒右長史、黄門侍郎、御史中丞等職。
三
在齊武帝身後原本最有可能繼承皇位的蕭子良，既因爲自身政治才幹的嚴重缺乏，更由於西昌侯蕭鸞的積極介入尤其是蕭衍（464—549）的臨陣倒戈，最終在永明十一年（493）的帝位爭奪戰中徹底落敗，釀成了難以挽回的政治悲劇。沈約是否參與了這場宮廷政變，因史無明言而不得其詳，所能確認的隻是:在蕭子良失勢之後，盡管他試圖另覓政治靠山，並代爲起草了《南齊廢帝改元大赦詔》等詔書，卻終究無法否認自己曾爲蕭子良黨羽的經歷，因而在蕭鸞全然操縱朝政進而黨同伐異之際，被外放爲東陽太守。至於其離京時間，當如林家驪《沈約事蹟二考》所雲，約在鬱林王隆昌元年（494）春二月底至三月間。
沈約雖然被排擠出京城，卻並未因此意氣消索，而是依然心向魏闕、纓情好爵，且對此頗爲自信而敢行。他的這種内心企望，在作於趕赴東陽途中的《循役朱方道路詩》中表現得較爲明顯，《初學記》卷二十四載該詩曰:
分濡出帝京，升裝奉皇穆。洞野屬滄溟，聯郊溯河服。日映青丘島，塵起邯鄲陸。江移林岸微，岩深煙岫複。歲嚴摧磴草，午寒散嶠木。縈蔚夕飆卷，蹉跎晚雲伏。霞志非易從，旌軀信難牧。豈慕淄宮梧，方辭兔園竹。羈心亦何言，迷蹤庶能複。
也因此，他在得知蕭鸞登基之後，特地上書以示衷心擁戴。通觀《藝文類聚》卷十四所載之沈約《賀齊明帝登祚啟》，其欲取悦蕭鸞以蒙擢用之意可謂昭然若揭:
伏惟陛下，大聖在躬，君德夙表。……睿化神行，無思不洽，獄訟允歸，天人戴仰。……雖中宗之興殷道，宣後之隆漢德，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遠，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懷生戴賴。況臣早蒙覆潤，夙荷恩靈，踴躍外畿，心不勝慶。
爾後當建武元年（494）十一月，沈文季（沈慶之子）、江祏受詔巡視至東陽，沈約乘機加以極力巴結，在所作《贈沈錄事江水曹二大使》一詩中，不但將齊明帝的這兩位寵臣諛爲“二秀”，而且特意強調了他與沈文季的同祖共宗關係，從而露骨地表達了求薦希用之意。
當沈約離京赴任東陽之時，尚擕草堂寺沙門釋慧約同行，但在蒞職後不久，就對道教表示出前所未有的興致，並“累書”邀請當時隱居在句曲山的上清派道士陶弘景[15]。對於此期沈約致意道教的原因，時人謝（464—499）將之歸結爲“悟寰中之迫脅，欲輕擧而舍旃;離寵辱於毁譽，去夭伐於腥膻”（《謝宣城集》卷一《酬德賦》）;近來，又有學者在汲取謝舊說的基礎上，推論它與吳興沈氏信仰道教的家族傳統有關[16]。但諸如此類的詮釋，不能不說是主觀臆測。這一則因爲沈約的任職東陽，完全是受排擠所致，而非旨在避禍遠害的主動選擇，二則由於吳興沈氏其實並非道教世家。
稱沈氏家族爲道教世家的推論，爲陳寅恪先生所首倡。陳先生在論證時，主要以《宋書·自序》所載之沈警“累世事道”及《梁書》本傳稱沈約臨終時“呼道士奏赤章於天”兩例爲據，後又援引沈僧昭“少事天師道士”事（《南史·沈慶之傳》），加以補充說明[17]。但按照這種邏輯，吳興沈氏無疑又該也更應被稱爲佛教世家，因爲信佛的沈氏族人不但其數更多，且曆南朝四代而史不絕書，見諸《宋書》卷九十三《隱逸傳》，即有沈道虔“累世事佛”的記載，時至陳代，複有貴爲皇后的沈婺華，終日但以“尋閱圖史、誦佛經爲事”（《陳書》卷七《後主沈皇后傳》），至如宋、梁之間的法朗，更於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出家爲僧[18]。因此，將吳興沈氏定性爲道教世家的結論不能成立。其實，無論是沈警、沈僧昭，抑或沈道虔、沈婺華，他們對於道教或佛教的敬奉與家族傳統無關，都隻是根據自身生存環境而做出的個人選擇。沈約亦複如此，建武年間的他之所以熱衷於道教，關鍵就在於齊明帝“潛信道術”（《南齊書》卷六《明帝紀》）。換言之，對於道教的敬奉充其量隻是他用以取悦、接近齊明帝的手段而已。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婺州人唐仲友（1136—1188）從沈約任職東陽時所作的《八詠》組詩中，准確地解讀出他的“慕君戀闕之意”，萬曆《金華府志》卷三十載唐氏《續八詠序》雲:
齊（禮）［吏］部郎沈休文，出守東陽，爲《八詠》。詞祖《騷》而義本於《詩》。諄諄乎，慕君戀闕之意，非特流連光景之文也。
而潛藏於沈約皈依道教表象之下的，無疑也正是其“慕君戀闕之意”。事實上，沈約之所以能在齊明帝建武三年（496）入爲五兵尚書，正得益於他對於道教的敬奉，此則其《金庭館碑》言之甚明:“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元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
晚年的沈約在所作《與徐勉書》中，曾追憶及於他在齊明帝駕崩而東昏侯繼立之際的心態，自稱“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梁書·沈約傳》），但事實上他既無必要也不可能“謀退”，因爲期間他頗受東昏侯的眷顧，並因此仕途大暢，剛被提拔爲左衛將軍，未久又加通直散騎常侍。而他本人也顯然樂於效勞，從永泰元年（498）七月東昏侯即位到永元三年（501）十二月被廢的短短三年間，至少爲東昏侯起草了諸如《改元大赦詔》、《立太子赦書詔》、《劉領軍封侯詔》等十幾道詔書，此期其實也是他政治上最爲得意的歲月。
沈約之所以得到東昏侯的眷顧，關鍵還在於他對道教的敬奉迎合了後者的心意。較諸齊明帝，東昏侯對道教“留信彌密”，既曾在桐柏山建金庭館並“置道士十人”[19]，又曾“拜蔣子文神爲假黄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颺州牧、鍾山王”，甚至將之“尊爲皇帝”（《南齊書》卷七《東昏侯紀》）。在此期間，沈約不但一度被指定爲金庭館十道士之首，而且爲配合東昏侯改造、弘宣道教，着手從理論上加以闡發，其《金庭館碑》雲:
夫生靈爲貴，有識斯同。道天雲及，終天莫及。故仙學之祕，上聖攸尊。……出沒無方，升降自己，下棲洞室，上賓群帝。……道無不在，若存若亡。……其久如地，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卒。更生變鍊，外示無功。
與此同時，他又積極“尋師請道，結友問津”（沈約《金庭館碑》），其《游沈道士館》、《華陽先生登樓不複下贈呈》兩文大抵就作於此際。而就在他協助東昏侯改造、倡導道教，並自稱也願“銳意三山上，托慕九霄中”之時，卻依然與釋慧約過從甚密，甚至於每“臨宮蒞職，必同居府舍”[20]。這種看似矛盾的行爲，正充分顯示出沈約曲學阿世的治學旨趣。
四
雍州刺史蕭衍在起兵造反之初，其前景並不樂觀，卻由於措置得當，故得以在齊和帝中興元年（501）九月兵臨建康城下。而就在台城被圍期間，當時身陷孤城之中的沈約曾作《憫國賦》一首，《藝文類聚》卷五十九載其詞雲:
餘生平之無立，徒跅弛以自閑。處圍城之惵惵，得無用於行間。對僚友而不怡，鹹悄顏而相顧。畏高沖之比擬，壯激天之南度。駭潛師之夜過，驚躍馬之晨呼。矛森森而密豎，旗落落而疏布。時難紛其未已，歲功迫其將徂。育素蟣於玄胄，垂葆發於縵胡。
該賦雖名爲《憫國賦》，但充盈全文的，卻是對自身功名前途的憂愁，事實上也可將之視爲沈約政治立場由附齊轉爲黨梁的標志，因爲此後不久，他就背棄東昏侯而轉投蕭衍，並毛遂自薦，爲作《除東昏制令》，對待己不薄的故主極盡痛詆鞭撻之能事。
沈約時任驃騎司馬、征虜將軍，原本無權起草文書，也未曾被要求承擔這一工作（《南史》卷五十九《任昉傳》），其之所以如此主動地要求參與其事，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想“攀龍附鳳”，“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梁書·沈約傳》）。也正是基於這種考慮，他此後又多次極力敦促蕭衍把握有利時機，立即改朝換代。這對於加速篡齊建梁進程，起到了莫大的推動作用，因而招致明人張溥（1602—1641）的譏評，《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七《梁沈約集題詞》雲:
即便是蕭衍，也因此十分鄙夷甚至嫌惡其人品而加以疏遠、限制。這正是沈約在梁武帝天監年間（502—513），始終虛荷崇位而未得參議政要、與聞機要的重要原因之一。梁朝草創之初典制未備，其國樂甚至不得不沿用蕭齊之舊。爲宣颺功德偉業，梁武帝於天監元年（502）詔令百官各陳所聞。時爲尚書僕射的沈約，隨即予以積極響應，既稱“陛下以至聖之德，應樂推之符，實宜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又建議“委一舊學，撰爲樂書，以起千載絕文，以定大梁之樂”，並因此受詔制定“郊宗廟及三朝之樂”[21]凡三十一曲。幾乎與此同時，他又忙於參議五禮、擬定律令[22]。從總體上看，爲天監初年的沈約所關注的，主要是如何遵照儒家德治教化原則，用以構建梁朝的禮樂制度和人文秩序。不過，在天監三年（504）四月梁武帝下詔皈依佛教之後，其興趣又很快從爲新朝制禮作樂定律，轉變爲對佛教的崇敬和對佛法的弘颺。
史稱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隋書》卷三十五《經籍志四》），並於天監二年（503）“置大、小道正”[23]。但或許是有感於道術過於消極無助於治世，故在天監三年佛誕日下詔舍道歸佛，宣稱從此“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三日後更明確宣布“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並號召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偽就真，舍邪入正”（《廣弘明集》卷四《叙梁武帝舍事道法》）。當此之際，沈約承顺上旨，即刻撰就《均聖論》，力倡“内聖外聖，義均理一”，爲佛教國教化運動搖旗呐喊，這雖然受到了陶弘景的駁難[24]，但他此後仍然“禪筆紛作”，撰寫了諸多“逢時之意多”而“覺性之辭少”的崇佛之文（《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梁沈約集題詞》），甚至發願要“誓心克己，追自悔責，收遜前愆，洗濯今慮，校身諸失，歸命天尊”（《廣弘明集》卷二十八下沈約《懺悔文》）。
湯用彤先生曾經斷言“梁時佛教常微有華而不實之嫌”，期間“朝臣信佛，自常附和人主”[25]。沈約之皈依釋氏，即其顯例。律動於其好佛表象之下的，仍是對仕途利祿的強烈渴求。但即便如此，梁武帝並未因此改變對他的成見而委以要職，此則見諸《梁書· 沈約傳》，即有“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鹹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的記載。沈約既受梁武帝的刻意壓制，爾後又爲同僚所讒譖，最終在抑鬱難釋的情懷中憂愁而卒（唐無名氏《灌畦暇語》）。其臨終時的“呼道士奏赤章於天”，與其說出自内心深處的對於道教的服膺，毋寧說表達了他無可奈何的壓抑和難以排遣的哀怨，以及追憶往事之後的些許懺悔之意和自我慰藉。
近來，姚振黎在所著《沈約及其學術探究》一書中，倡言沈約内具隱逸情結之說，並從外緣、内因兩端分析了其成因。然而，盡管沈約確實作了不少諸如《郊居賦》之類的意欲高蹈遠去的篇什，卻終究不能據其興寄感念之詞而斷言他内具隱逸思想。對於歷史人物思想曆程的梳理，理當以具體的生平行蹟爲據，而傳世文獻的相關記載，顯然構成了對姚氏之說的反證，譬如唐賈嵩《華陽陶隱居内傳》卷中雲:
沈約嚐因疾，遂有掛冠志。疾愈，複流連簪紱。先生封前書以激其志。約啟雲:“上不許陳乞。”先生歎曰:“此公乃爾蹇薄。”
而《梁書》本傳亦稱沈約“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執此而論，沈約的意欲歸隱，充其量隻是他仕途不得意時，釋放在詩文之中的短暫的情感沖動。《宋書·隱逸傳論》雲:“夫獨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這段史論雖就劉宋隱逸之士而興發，卻也未嚐不是沈約本人無心此道的自白。從沈約的詩文中，唐仲友體悟出他的“慕君戀闕之意”，而姚振黎則解讀出其隱逸情結。姑且不論此類解讀是否准確，解讀結果的截然相反，恰好表明解讀對象的多變。但沈約的多變隻是表象的多變，潛藏於其内心深處的對於權勢爵祿的渴求和對於功成名就的期盼，卻始終未變。這種強烈渴望落實在學術領域，就在總體上表現爲其治學重點隨着人主的好惡趨尚而不斷變更。對他來說，學術研究歸根到底隻是一種手段、方式和工具，服從並服務於他的仕進前途。《梁書》本傳稱其“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借勢，頗累清談”，此種評說洵爲的論，其間顯然又頗有深意。
五
在南朝政治生活史上，沈約無疑是以文才見長的士人的典型代表。他雖然出身士族，也曾得到宗族貴要的援手，但從總體上說，並無政治背景可言。也正因爲沒有穩固的政治倚托，以追逐世俗功業爲人生目標的他，始終處於持續的緊張和焦慮之中。梳理他的仕途進退之蹟，尋繹其宦海生涯中的心路變化，無疑有助於了解並理解南朝文士的生存狀態及其作爲取舍，進而對於探析南朝皇權漸趨強化的歷史動因，也當不無意義。
自從晉末宋初以來，江南地域的政治權力結構逐漸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在皇權日益增強的同時，士族對於政治的作用力卻轉趨弱化。時至梁代，皇權已在較大程度上具備了整合社會的能力，遂有策試入仕制度的實施、官班制的創設和諸如此類的政策調整。士權和皇權的此消彼漲，其因固然不一而足，卻無疑主要得益於以下兩點:一是舊姓高門的盛極而衰，二是無論新興的軍功受益階層抑或不斷崛起的寒人，幾乎都將依附皇權當作實現自身士族化的終南捷徑，周盤龍的以兜鍪換貂蟬[26]、紀僧真的“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27]，就是其中的兩個顯著實例。
盡管沈約以文才爲憑借的求仕方式，既不同於周盤龍的以軍功起家，也有别於紀僧真的以吏幹發蹟，但他的政治取向與周、紀兩人其實並無任何差别，並同樣表現爲對皇權的依附。史稱沈約在梁武帝天監年間“用事十餘年，未嚐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梁書》本傳的這一評判，固然反映出其實際政治作用的乏善可稱，但換個角度來看，卻也未嚐不可將他的“唯唯而已”理解爲對皇權的服從。南朝時期，雖然忠君觀念尚未爲人臣所全盤接受，傳統意義上的以皇權爲核心的官僚政治體制也尚未最終確立，但士大夫階層向帝國官僚的轉化，確已成爲此期歷史發展的確定不易的方向，這相當典型地體現在沈約的身上。
沈約不但隨人主的好惡趨尚而不斷轉移治學重點，他的學術思想其實也特重變易。其論史，往往通過追溯、對比史實，用以稽考並分析現實與歷史之間的因果關聯。譬如其論劉裕篡晉自立，不僅將之與漢魏更替、魏晉革命相類比，而且特意強調“誅内清外”之功的積累和民心的漸次轉變，以此論證晉宋嬗代的合理性（《宋書》卷三《武帝紀下》“史臣曰”），這既有助於對相關問題的深入認識，也使得他的史論深具通論色彩。其論文，亦強調“漸變”，《宋書·謝靈運傳論》對於曆代文學傳承變易的概述，即其顯例。至於其詩文創作實踐，實際上也處於不斷的變動之中，譬如他在永明年間，尚偏重於講究聲律諧和，而至天監初年，卻已轉爲對“文章當從三易”[28]說的身體力行。變易觀作爲沈約學術思想的主要特征，無疑是他多變、善變的爲人處世原則的外在表現。
沈約在《宋書》中雖未曾專立“儒學傳”或“儒林傳”，卻不僅在該書卷五十五“史臣曰”中，評述了儒家經學在兩漢至劉宋之間的演變軌蹟，而且謹守儒家的華夷界限，既置《索虜傳》以貶斥北魏爲僭越，又設《符瑞志》以渲染江左政權乃膺受天命的正朔所在，因而從本質上說，他是一個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儒生。如所周知，儒家學說原本就具有較大的開放性和較強的包容性，這不但使之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也使之自然而然地對變化和如何變化的問題給予了密切的關注乃至理論思考，並早在漢代已就士人的仕途窮達、出處立身之道，提出了諸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之類的解答。執此而論，沈約爲人處世的多變和善變，其實也未嚐不契合於儒家的說教。
但沈約的人生趣向又有别於漢代的儒士，他不曾以兩漢士人爲榜樣，僅僅在幹祿求進與隱遁不仕之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始終將從政仕進作爲自己的基本出路。換言之，入世事業在他的人生實踐當中具有核心的位置和當然的意義。但與此同時，其求仕宗旨又並非修齊治平、大濟天下，而僅僅是爲了達成入仕及入仕後的通達榮顯。爲了實現這個人生目標，他積極捕捉目所能及的每一個時機，甚至求諸儒學以外的知識，既曾談空空於釋部，也曾核玄玄於道流，並因此呈現出治學重點不斷轉移的表象。沈約對於功名利祿的刻意營求，雖受到後人的非議，甚至於被隋末大儒王通（580—617）定性爲“小人”（《中說》卷三《事君篇》），但其觀時知變的處世原則和治學風格，卻也值得充分肯定。從自今而古的角度回溯，沈約的有生之年，正是業已式微的儒家經學轉趨複興之時。在此期間，他不但撰就了《諡法》等經學著作，而且一度致力於構建梁朝的典章禮儀制度。平心而論，沈約在經學理論研究上的成就委實不如賀瑒（452—510）等儒士，但他對於推動經學在梁代的繁榮，其功勞較諸賀瑒等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影響更非後者所能比擬。在沈約之前，兼收並蓄不同學術體系和理論說教者，誠然不乏其人，但像他這樣根據某一時段的自身需要而着重關注某類知識，並以這類知識爲工具積極謀求功名利祿的做法，卻不但史無前例，而且在方法論上極大地啟發了同時代的其他學者，並因此成爲時人效仿的榜樣。而《梁書·沈約傳》也主要以此爲據，予其以“博物洽聞，當世取則”的讚譽。（收稿日期:2005年1月27日）
[2]《南史》卷七十六《隱逸下·沈麟士傳》。
[3]《梁書》卷三十三《王筠傳》。
[4]《南史》卷三十三《裴松之傳》附《曾孫子野傳》。
[5]梁沈約《爲始興王讓儀同表》，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四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847頁。林家驪以爲題中“始興王”當改作“始興公”，又稱該表應作於大明三年（459），皆是，詳參《沈約事蹟二考》，《文史》總第四十一輯（中華書局，1996年）。
[6]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下編《永明文學系年》，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91頁;林家驪《沈約詩文系年》，中華書局《文史》2001年第2輯;姚振黎《沈約及其學術探究》第一章《沈約年譜》，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頁;陳慶元《沈約集校箋》附錄《沈約事蹟詩文系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49頁。
[7]《宋書》卷五十七《蔡廓傳》附《子興宗傳》。
[8]《宋書》卷七《前廢帝紀》。
[9]《南史》卷三十七《沈慶之傳》。
[10]詳見《宋書》卷一百《自序》、卷九十四《恩幸·徐爰傳》。
[11]《史通通釋》卷十八《雜說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07頁。
[12]梁沈約《内典序》，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十九，《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第63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64頁。
[13]《南齊書》卷四十《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14]此說借用自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第36頁。
[15]《梁書》卷五十一《處士·陶弘景傳》。
[16]孫昌武《愧悔與憂懼———沈約的宗教世界》，《華林》第一卷，中華書局2001年版。
[17]詳參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及其《〈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3、96—97頁。
[18]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五《梁楊都建元寺沙門釋僧韶傳》附《法朗傳》，《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第61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58頁。
[19]梁沈約《金庭館碑》，南宋高似孫《剡錄》卷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續高僧傳》卷六《梁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傳》，《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第61冊，第576頁。
[21]《隋書》卷十三《音樂志上》。
[22]詳參《梁書》卷二十五《徐勉傳》，《隋書》卷二十五《刑法志》。
[23]《太平禦覽》卷六百六十六《道部八·道士》引《道學傳》，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第2973頁。
[24]詳參《廣弘明集》卷五沈約《均聖論》、陶弘景《難鎮軍〈均聖論〉》。
[25]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43頁。
[26]《南齊書》卷二十九《周盤龍傳》。
[27]《南史》卷三十六《江夷傳》附《曾孫·傳》。
[28]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卷五《文章第九》，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3頁。林家驪以爲此說大致與聲律諧和論同時提出於永明年間，見其《論沈約的“文章三易”說》一文，《浙江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但筆者傾向於認定:第一，其時當在天監初年，史稱沈約所撰的梁初郊廟樂辭，“雜用子史文章淺言”（《梁書》卷三十五《蕭子恪傳》附《弟子雲傳》），即其有力的旁證;第二，就其動因而言，則可能與梁武帝“雅不好”《四聲譜》有關（《梁書·沈約傳》）。
他曾幫助梁武帝(高祖)蕭衍謀劃和奪取齊朝，建立梁朝。沈約給武帝連夜草就即位詔書。蕭衍認爲成就自己帝業的，是沈約和範雲兩個人。於是沈約被梁武帝蕭衍任命做了吏部尚書、尚書僕射等官職，同時分封爲‘建昌縣侯’，把他的母親謝氏封爲‘建昌國太夫人’。朝廷大員都來祝賀他。
梁國建立的第二年，他的母親去世，梁武帝親自上門弔喪，進行慰勉，封賞並挽留他繼續工作。沈約不喜歡喝酒，沒有什麼嗜好，他的地位極端顯赫，自己卻非常樸素，每次被加官，他總是推辭再三再四……
沈約一直戰戰兢兢，勤謹爲官，還是不能免禍。後來，因爲幾次談話不合梁武帝的胃口，梁武帝對他很不滿，沈約於是憂懼而死。雲散風流隨他去，身後百卷由人讀。他的背影就是那時代文人的宿命，即便人生這麼輝煌精彩，依然隻能俯首帖耳做個‘皇家奴’。
沈約（441~513年），字休文，吳興武康（今中國浙江省德清）人，南朝史學家、文學家。出身於門閥士族家庭，歷史上有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的說法，家族社會地位顯赫。祖父沈林子，宋征虜將軍。父親沈璞，宋淮南太守，於元嘉末年被誅。 沈約孤貧流離，篤志好學，博通群籍，擅長詩文。
簡介
沈約(441～513)，南朝文學家字休文吳興武康（今浙江吳興）人曆仕宋齊梁三朝他的父親沈璞，在宋文帝元嘉末年皇族爭奪帝位的鬥爭中被殺沈約的少年時代家境貧困，他刻苦攻讀，博通群籍劉宋時代，任蔡興宗記室，人朝爲尚書度支郎齊初,爲文惠太子蕭長懋家令,深見寵信後來又在竟陵王蕭子良門下，爲竟陵八友之一隆昌元年（494）,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蕭鸞即位，任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齊末，他積極參預蕭衍密謀代齊自立的活動，曾經爲蕭衍擬定即位詔書蕭衍建立梁朝後，沈約被任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後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死後諡隱，故後人也稱他爲隱侯沈約政治地位很高，加上耆年碩望，深於世故，所以成爲當時公認的文壇領袖沈約是講求聲律的永明體的創始人之一齊梁之際，漢語音韻學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沈約把同時人周發現的平上去入四聲用於詩的格律，歸納出了比較完整的詩歌聲律論，要求在詩歌中使高低輕重不同的字音互相間隔運用,使音節錯綜和諧,即後世所謂調和平仄除了四聲說以外，他還提出了八病說，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八種聲律上的毛病八病這一名詞最早見於唐朝人的記載，因而有人懷疑沈約本人並沒有明確地提出過這一說法但據郭紹虞的考訂，認爲唐朝人把八病說的首創者歸於沈約，應當是有根據的至於八病的具體内容，後人的解釋雖有不同，但大抵是詩歌聲律上的各種禁忌，其規定極爲苛細,連沈約自己都不能做到,不過更重要的是，詩歌聲律論的提出，爲五言律詩的正式形成開辟了通途，而且影響到駢體文，促使作者更加注意音節的鏗鏘優美他的存世之作，張溥輯爲沈隱侯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人物生平
沈約是南北朝時期吳興武康人。他的父親曾擔任淮南太守，後來被南朝宋文帝殺害。宋文帝還下令把沈約的全家抄斬，沈約聽到了消息，同母親連夜逃走了，躲過了一場災難，這時沈約隻有十來歲。
後來，沈約母子二人開始了流浪的生活，他們東躲西藏，直到趕上朝廷大赦，才敢公開定居下來。他們母子二人相依爲命，家里生活十分貧苦，隻是靠母親出去做活維持生活。
艱苦生活的磨鍊，使沈約形成了堅強的意志，他發憤讀書，立志改變自己的生活境況。平日，他幫助母親做活，夜里就專心讀書。有時讀書着了迷，連飯都顧不上吃了。他的母親很心疼兒子，怕沈約累壞了，就每天把油燈里的油倒出來一些，這樣晚上一兩個時辰燈油用完了，燈就滅了。母親用這樣的辦法想讓沈約少看一些書，多休息一些。沈約很理解母親的心情，母親讓熄燈就熄燈。可是熄燈以後，他卻沒有休息，而是把白天所學的内容在心里反複地背誦複習，直到把文章背熟記牢才肯休息。第二天再學習新的課程，晚上再反複誦記。
就這樣，由於他刻苦學習，通讀了諸子百家的經典著作，並研究了司馬遷、班固等史學家的歷史典籍，終於成爲一名歷史上著名的學者、文學家。
後來，沈約被齊朝召進宮里輔導文惠太子學習，兼任東宮的步兵校尉。由於沈約學識淵博，而且口才也很好。文惠太子非常喜歡聽他講歷史故事和天文地理知識，不論遇到什麼疑難問題都向他請教，文惠太子對沈約也很尊敬。
文惠太子有個習慣，就是早晨愛睡懶覺，有些大臣早晨來禀報政事，往往要等到中午才能見到他，有時遇到緊急的公務也往往被耽誤了。所以，大臣們對文惠太子很有意見。
沈約聽說這件事以後，有一天，就趁輔導太子學習的時候，把這件事跟太子說了，同時，還給太子講了許多歷史上由於帝王不理朝政而給國家帶來危害的事。文惠太子聽了，對沈約說：“讓我早起，這也好辦，我非常喜歡聽先生講故事，每次聽了收穫都很大，甚至忘記了疲勞。所以，我希望你早晨起來，先來見我，給我講些東西，我也就可以改掉早上睡懶覺的習慣了。”
沈約一生寫了很多書，其中《晉書》、《宋書》、《齊紀》、《梁高祖紀》、《宋文章志》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史學著作。沈約是我國歷史上享有盛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
齊初,爲文惠太子蕭長懋家令,深見寵信。後來又在竟陵王蕭子良門下，爲“竟陵八友”之一。隆昌元年（４９４年）,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蕭鸞即位，任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齊末，他和範雲積極參預蕭衍密謀代齊自立的活動，蕭衍稱帝後謂約、雲曰：“我起兵三年，功臣謀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蕭衍建立梁朝後，沈約先後被任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後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死後諡隱，故後人也稱他爲“隱侯”。
沈約是講求聲律的“永明體”的創始人之一。齊、梁之際，漢語音韻學已經有了相當發展。沈約把同時人周颙發現的平、上、去、入四聲用於詩的格律，歸納出了比較完整的詩歌聲律論。除了四聲說以外，他還提出了八病說，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八種聲律上的毛病。據郭紹虞的考訂，認爲唐朝人把八病說的首創者歸於沈約，應當是有根據的。
另外，對沈約應該大書的是他對史學的貢獻。青年時期的沈約，已經博通群籍，寫得一手好文章，並且對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從二十幾歲的時候起，用了整整 20年時間，終於寫成一部晉史。可惜，這部晉史沒有能夠流傳下來。在沈約之前，已經有人開始撰寫南朝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了，這些都爲沈約撰《宋書》提供了文獻資料。
沈約接受撰寫宋史的任務，是在南齊永明五年（４８７年）的春天。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書》紀、傳七十卷。起於東晉安帝義熙之初，終於宋顺帝昇明三年（４７９年），記東晉末年及劉宋一代史事。這是沈約撰寫《宋書》的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宋書》八志三十卷的撰成。從《宋書》志避梁武帝父親和梁武帝本人的諱來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時期。
《宋書》在反映時代特點方面是很突出的。比如《宋書》的傳，與以前“正史”相比，就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第一，創立家傳的形式。以前史書列傳所記人物，一般不附記傳主後人之傳，而《宋書》則改變此例，開以子孫之傳附父、祖之傳的先聲。故《宋書》所記人物，多爲門閥地主，而且把門閥士族所重視的家傳也引入正史了。第二，創《索虜傳》以記北魏史事，正如北齊人魏收撰《魏書》以《島夷傳》記南朝史事一樣。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學上的一種不正確的反映。第三，在類傳中增立《孝義傳》，標榜所謂“孝行”“孝廉”。這是魏晉統治者鼓吹“以孝治天下”的遺風。爲什麼要強調以孝治天下呢？正如魯迅所說，這可以掩蓋統治者的不忠，掩蓋皇位是“巧取豪奪而來”的不光彩的歷史。
《宋書》的志，也很有特色。一是八志多從三國講起，有的更追述到東漢，表明作者極重視典章制度的沿革流變。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的傳統。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書》志的緣起，也講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謂“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梁朝江淹說過：“修史之難，無出於志。”他的這句話被後來的史家一再引用，說明中國古代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都有一種共同的感受。二是《宋書》的《禮志》和《樂志》分别占了五卷和四卷，幾乎占了整個志的篇幅的1/3，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東晉南朝門閥士族十分講究“禮法”。《宋書》重視禮志、樂志，正是這種社會風氣的反映。三是《宋書·州郡志》詳盡地記述了東晉以來北方人口南遷及僑置郡縣的具體情況，是一篇反映人口變動和區域建置變動的重要文獻。四是創立《符瑞志》，從遠古到劉宋，曆擧許多神怪荒誕之事，宣颺所謂“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目的是要爲統治者的統治編織神聖的外衣。因而它的封建糟粕就更多一些。不過，它也講到一些自然現象，如果用今天的科學眼光來看待的話，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在沈約同時及之後，還有一些人撰寫過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但都失傳了。因此，《宋書》的價值就越發顯得重要。 （中國文化報 ）
沈約瘦腰
著名詞人李煜詞中有“沈腰潘鬢消磨”一句，指的便是沈約。後來，明代詩人夏完淳也有“酒杯千古思陶令，腰帶三圍恨沈郎”之詩句，這個細腰男子指的也即沈約。
沈約“八詠樓
南宋詞人“韓元吉”，在《極目亭詩集序》中說：“婺城臨觀之所凡三：中雙溪樓，西爲八詠樓，東則此亭（指極目亭），皆盡見群山之秀。兩川貫其下，平林曠野，景物萬態。”
可見南宋時，金華城登高望遠的佳處，有“雙溪樓、八詠樓、極目亭”。
“八詠樓”原來並不叫“八詠樓”，而是叫“玄暢樓”，南北朝時期，梁朝人“沈約”任東陽郡守（郡治金華）時建造。齊梁禪代之際，沈約幫助梁武帝蕭衍謀劃並奪取南齊，建立梁朝。曾爲梁武帝連夜草就即位詔書。感恩戴德的蕭衍，封他爲“建昌縣侯”，官至尚書左僕射。
沈約著有《宋書》一百卷，詩文兼備，在齊梁間的文壇上有重望。他登“玄暢樓”，並賦詩八詠，唐朝人就因他的“八詠詩”，更樓名爲“八詠樓”。“八詠詩”中的代表作是，“危峰帶北阜，高頂出南岑。中有凌風謝，回望川之陰。岸險每增減，湍平互淺深。水流本三派，台高乃四臨。上有離群客，客有慕歸心。落暉映長浦，煥景燭中潯。雲生嶺作黑，日下溪半陰。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
在“永明體”詩人中，沈約占有重要地位。鍾嶸在《詩品》中，用“長於清怨”概括沈約詩歌的風格，這主要表現在他的山水詩和離别哀傷詩中。《别範安成》是沈約的代表作，全詩爲，“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複别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這是一首離别詩，作者把少年時的離别和暮年時的離别相對比，少年離别尚有相會之期，暮年離别就是生離死别了！“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一句，實在是道盡了離人的肝腸寸斷，是至哀至痛之語。
一個幫助梁武帝成就帝業的人，指點江山、慷慨豪邁還來不及，爲什麼會以“長於清怨”，著稱於世？原來，沈約晚年與梁武帝產生了嫌隙。梁武帝十二年（公元513年），憂懼而死，時年七十三歲。他死後，有司請諡沈約爲“文”，梁武帝說：“懷情不盡曰隱。”（沈約的才情，還沒全部表達出來，應該用 “隱”字）故改諡號爲“隱”。所以後人，又稱沈約爲“沈隱侯”。“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概括了多少新興皇朝的歷史！沈約當然也沒能例外。於是沈約，隻能縱情山水之間，感時傷世，寫盡“萬事無不盡，徒令存者傷”之苦。
後人很難知道，沈約具體爲什麼失寵，也不太想知道，我們更關心的是，詩酒風流，吟詩作賦的沈約。他和他興建的“八詠樓”，吟唱的《登玄暢樓》詩，一直流傳下來，傳唱不息。
“梁日東陽守，爲樓望越中。
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
江靜聞山狖，川長數塞鴻。
登臨白雲晚，留恨此遺風。”
“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說得是樓閣依舊，明月依舊，但當年的築樓之人，卻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隻能引得後人無限歎惋。人在與時間的拔河中，總是失敗者居多，唯有那些倜儻非常之人，才能青史流名，千古傳頌。而沈約，無疑是一個“成功者”，雖然他在血腥的政治鬥爭中，落敗了，還搭上一條性命，但他和他的《宋史》、“八詠詩”、八詠樓，永遠傳承了下來。
“悵不見夫子，神期遙相望”（我悵然見不到沈約，隻能心神相約遙遙相望），一千五百年後的我，登臨“八詠樓”，擧目遠眺無限江山，無限繁華，真是令人生出，今昔何昔之感。
〖出處〗《後漢書·侯霸傳》：“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
原文
沈約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群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
譯文
沈約家境孤苦貧寒，志向堅定而且熱愛學習，日日夜夜不知疲倦。他的母親擔心他因爲太勞累而生出疾病，時常讓他少添燈油（熄燈）。而（沈約）白天所誦讀過的文章，晚上就能夠背誦，於是精通眾多典籍，能夠寫出很好的文章。從家中被起用接受朝廷征聘。濟陽蔡興宗聽說了他的才能很賞識他。蔡興宗時爲郢州刺史，引薦沈約爲安西外兵參軍，兼任記室（官名）。蔡興宗曾經對他的幾個兒子說：“沈約的爲人堪稱師表，你們應該好好地向他學習。”
臨高台
作者:沈約 朝代:南北
高台不可望。
望遠使人愁。
連山無斷乚包。
河水複悠悠。
所思竟何在。
洛陽南陌頭。
可望不可見。
何用解人憂。
史學成就
在沈約之前，已經有人開始撰寫南朝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了。最早撰寫劉宋國史的是何承天。他在宋文帝時以著作郎身份，起草了宋史的紀、傳和《天文》、《律曆》、《五行》等志，其中人物列傳隻寫到宋武帝時期的一些功臣。後來，又有山謙之、蘇寶生等相繼續作宋史，但都中途而廢。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徐爰負責修撰宋史。他在前人撰述的基礎上，寫成國史六十五卷，上起東晉末年，下迄大明時期。所有這些，都爲沈約撰《宋書》提供了文獻資料。
沈約接受撰寫宋史的任務，是在南齊永明五年（487年）的春天。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書》紀、傳七十卷。起於東晉安帝義熙之初，終於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記東晉末年及劉宋一代史事。這是沈約撰寫《宋書》的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宋書》八志三十卷的撰成。從《宋書》志避梁武帝父親和梁武帝本人的諱來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時期。沈約撰《宋書》的經過大致如此。
《宋書》在反映時代特點方面是很突出的。比如《宋書》的傳，與以前正史相比，就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第一，創立家傳的形式。以前史書列傳所記人物，一般不附記傳主後人之傳，而《宋書》則改變此例，開以子、孫之傳附父、祖之傳的先聲。故《宋書》所記人物，多爲門閥地主，而且把門閥士族所重視的家傳也引入正史了。如《宋書》卷四十二《劉穆之傳》，後面就附有“長子慮之”、“慮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貞之”、“穆之女婿蔡佑”等人的傳；卷七十七《沈慶之傳》，後面附有“子文叔”、“慶之弟劭之”、“慶之見子僧榮”、“僧榮子懷明”、“慶之從弟法系”等傳。這種家傳式的列傳，在《宋書》里是不少的。這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地主居於統治地位，社會風氣崇尚門第、家族史和譜系之學在史學上的反映。第二，創《索虜傳》以記北魏史事，正如北齊人魏收撰《魏書》以《島夷傳》記南朝史事一樣。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學上的一種特殊的反映。第三，在類傳中增立《孝義傳》，提倡“孝行”、“孝廉”。這是魏晉統治者鼓吹“以孝治天下”的遺風。
《宋書》的志，也很有特色。一是八志多從三國講起，有的更追述到東漢，表明作者極重視典章制度的沿革流變。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的傳統。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書》志的緣起，也講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謂“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梁朝江淹說過：“修史之難，無出於志。”他的這句話被後來的史家一再引用，說明中國古代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都有一種共同的感受。《宋書》的《志序》是一篇不可不讀的好文章。二是《宋書》的《禮志》和《樂志》分别占了五卷和四卷，幾乎占了整個志的篇幅的三分之一，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東晉南朝門閥士族十分講究禮法。《宋書·王弘傳》記王弘說：“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仿之，謂爲‘王太保家法’。”有的史書還說；“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真不愧是門閥土族講究“禮法”的楷模。《宋書》重視禮志、樂志，洽是這種社會風氣的反映。三是《宋書·州郡志》詳盡地記述了東晉以來北方人口南遷及僑置郡縣的具體情況，是一篇反映人口變動和區域建置變動的重要文獻。《州郡志》序說；“地理參差，其詳難擧，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曆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當時社會的動盪於此可見一斑。四是創立《符瑞志》，從遠古到劉宋，曆擧許多神怪荒誕之事，宣颺“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因而它的糟粕就更多一些。不過，它也講到一些自然現象，如果用今天的科學眼光來看待的話，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在沈約同時和沈約以後，還有一些人撰寫過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但都失傳了。因此，《宋書》的價值就越發顯得重要了。
除《宋書》外，沈約還著有《晉書》一百一十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
對沈約思想與生平的文化考察
曆仕宋、齊、梁三代的吳興武康人沈約（441—513），以其多方面的才學、成就和歷史影響，頗爲當下學界所矚目。論述其史學者有之，評騭其詩文者有之，全面考訂其生平、思想者亦不乏人。然則既有的研究成果固然令人欣喜，卻也存在着不少有待彌補的不足，並突出地表現爲缺乏對沈約治學曆程、仕途進退之蹟及其内在關聯的動態考察。從總體上看，沈約爲學確乎出入經史子集之間，也曾兼治道教釋宗義理之學，但他對於各類學問的研討，既有其時序上的先後之别，在他治學重點不斷轉移的背後，又隱藏着值得深究的内因、外緣。茲本諸相關史傳，旁參沈約及其友人所作之詩文，勾勒其治學重點轉移和仕途進退的軌蹟，並分析這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而探討其中所隱含的文化意義。
一
吳興沈氏雖世尚戎武，但自東晉末年以來，在席卷江左的右文思潮的深刻影響下，其部分族人產生了偃武修文的内在沖動。譬如沈演之雖“家世爲將”，卻“摺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1]。諸如此者，盡管隻是少數族人的個人行爲，卻無疑是沈氏門風由斥力尚武轉向銳意崇文的先聲。同時也不難發現，那些内具崇文沖動的沈氏族人，實則各有其學術偏好，或如沈正“好老、莊之學”，或如沈伯玉“以文義見知”（《宋書》卷一百《自序》），或如沈麟士“博通經史”[2]。惟其如此，此期的沈氏家學體系顯得散漫蕪雜。也主要因此之故，沈約早年雅“好百家之言”[3]，其爲學並不固守一門。
在元嘉三十年（453）的“二凶之亂”中，時任淮南太守的沈約之父沈璞，因追隨故主始興王劉浚而“不從義師”[4]之故，爲起兵討逆的孝武帝劉駿所誅。受此株連，其時年方十三的沈約，始則被迫潛竄避難，繼而雖穫赦免，卻仍在較長時期内無從穫致功名，遂廣事幹謁，既攀附貴爲始興郡公的族人沈慶之（386—465），爲之捉刀代撰《讓儀同表》[5]，同時又出入於西陽王劉子尚門下，以期從中開辟仕途。其作於孝武帝大明四年（460）的《麗人賦》，就較爲隱晦地透露出他此際急於從政的心態，以及此種心態支配下的政治鑽營:“有客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騖王室，遨游許史。”
在《宋書·自序》中，沈約自稱“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誠然，時至大明四年，其能囊括兩晉史事以成一代之典的完作，確實付諸闕如，但早年泛覽百家的沈約，之所以在此時特别致意史學，顯然不可能僅僅緣自他所謂的對於“晉氏一代，竟無全書”的抱憾。如所周知，傳統史學發展到劉宋中葉，不但早已突破經學的藩籬而獨立成宗，而且已然成爲當時的顯學。當此之際，沈約致趣其中的目的，很可能就是想通過修史邀名取譽，進而改變其“弱冠未仕” 的現狀。但實際上，他並未如願。
《梁書》卷十三本傳稱沈約起家奉朝請，但究竟何時，未予交代。近者，劉躍進、林家驪皆系之於大明五年（461），姚振黎、陳慶元則以爲其時至遲不過宋明帝泰始二年（466）[6]，筆者以爲當在宋前廢帝景和元年（465）八月至十一月之間。彼時，沈慶之在告發顏師伯等人的廢立之謀後被倚爲股肱，凡“朝廷諸所行造”“悉豫之”[7]，從而極大地拓展了沈氏族人的政治發展空間，其弟子沈文秀在該年八月由射聲校尉出爲青州刺史[8]，即其顯例。在此期間，沈約之能釋褐爲奉朝請，無疑也主要得益於此，而並非其文才使然。
沈約文才的被認可，不僅時在起家奉朝請之後的泰始（465—471）初年，而且彼時予以認可者似乎僅蔡興宗（415—472）一人而已。也正是在蔡氏的支持下，沈約方才着手撰寫《晉書》，此觀其《宋書·自序》可知:
史臣……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安］西將軍蔡興宗爲啟明帝，有敕賜許，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擧，而采掇未周，（永）［升］明初，遇盜失第五帙。
由此也不難發現，至少在“有敕賜許”之後，沈約的興趣其實已不在史學。惟其如此，其《晉書》晚至宋顺帝升明（477—479）初年仍未定稿。
二
對於沈約解褐後直至劉宋末年的行蹟，《梁書》卷十三《沈約傳》的相關記載比較模糊，其詞曰:
起家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爲郢州刺史，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及爲荆州，又爲征西記室參軍，帶厥西令。興宗卒，始爲安西晉（安）［熙］王法曹參軍，轉外兵，並兼記室。入爲尚書度支郎。
事實上，這段文字不但闕載了沈約追隨蔡興宗游宦會稽郡的歷史，而且虛構了他就任“征西記室參軍，帶厥西令”的經歷，更有意隱瞞了他在劉宋末年親齊反宋的政治立場。
後廢帝元徽二年（474）六月之後的劉宋政局，其實已爲蕭道成所把持。期間，蕭氏不但權傾朝野，而且包藏不臣之志，從而與心系宋室安危的荆州刺史沈攸之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爲鉗制沈攸之這支異己勢力，蕭道成大致從元徽二年十二月開始，着力加強對横亙在荆州、建康之間的郢州的經略。自從蔡興宗去世後未聞有入仕爲官經歷的沈約，很可能因爲黨附蕭氏，而在此時被充實到晉熙王劉燮的安西將軍府。其被收錄於《藝文類聚》卷二十七的《愍途賦》，就披露了他此前仕途受阻時的惶，以及此際赴任郢州時的愉悦:
結榜窮渚，思臨長嶼。情依舊越，身經故楚。彼長路之多端，伊客心之無緒。歡因情而易失，悲由心而難拒。此江海之信遼，知餘思之方阻。……依雲邊以知國，極鳥道以瞻家。免淒愴於羈離，亦殷勤於行路。歎餘途之屢蹇，奚前芳之可慕。
對於族人沈攸之，沈約頗爲憎惡，此觀其《齊司空柳世隆行狀》可知。這其中既有情感因素，畢竟他最初的政治靠山沈慶之是被沈攸之“以被掩殺”[9]的，當然更多的則是在權衡利弊得失後對自身政治前途的考慮。沈約在鎮壓沈攸之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史無明文，但他後來之能入爲尚書度支郎，應和他參與鎮壓有關，其時當在升明二年（478）正月沈攸之戰敗自縊後，而且很可能與蕭道成之孫蕭長懋（458—493）同時返回京城建康。
蕭長懋於元徽四年（476）來到郢州，此後直至升明二年正月，始終不曾離開夏口，沈約與蕭長懋的結識理當始於此際。也正因爲有着這層關係，他大致在齊高帝建元元年（479）六月，被時任雍州刺史的蕭長懋引爲征虜記室、兼襄陽令，在建元四年（482）六月蕭長懋被立爲太子之後，更得以曆任步兵校尉、太子家令等東宮要職，繼續爲之主管文書工作。與此同時，其文才經由文惠太子的稱許，並通過《爲柳世隆讓封公表》、《爲南郡王讓中軍表》等文的創制，得到了朝野上下較爲廣泛的肯定，也因此得以在建元四年、永明二年（484）、永明五年（487），先後被賦予撰寫蕭齊國史、起居注和《宋書》的重任。
《南史》卷七十七《恩幸·劉系宗傳》稱齊武帝嚐雲:“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系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然而，盡管齊武帝傾向於將沈約定位爲“學士”，但僅僅扮演這種角色，顯然絕非沈約所希冀的目標和結果，其《宋書》紀傳在短短一年内的撰寫完畢，就頗能說明問題。在唐代史家劉知幾看來，該書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定稿，其因就在於沈約隻不過是“補綴”徐爰《宋書》的“所遺”部分而已（《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而劉氏此說又疊經後世史家的確認和發揮，幾成定讞。但此種推論其實很難成立，這首先是因爲沈、徐兩《宋書》，無論史書體例抑或叙事斷限均多有差異，此則僅需對比沈約、徐爰上表自述即可推知[10];其次是因爲兩書在具體内容的表述上也存在着較大的出入，譬如同爲宋武帝作本紀，沈約《宋書·武帝紀》的相關記載，就不同於爲《藝文類聚》卷十三“宋武帝”條所收錄的徐爰《宋書》佚文。因而筆者認爲:第一，憑沈約的博學多識和足智多能，完全可能在短期内，在參考包括徐爰《宋書》在内的既有撰述的基礎上，獨力完成對全部劉宋史事的編撰工作;第二，沈《書》紀傳部分在短期内的成文，正好表明他當時的主要興趣並不在史學領域。
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沈約在撰述《宋書》的同時，不但創制了諸如《與範述曾論竟陵王賦書》、《擬風賦》、《爲晉安王謝南兗州章》等爲數眾多的阿諛應酬之作，而且致力於弘颺佛法，這在其《宋書》之中也有所體現，“全說文體，備言音律”[11]的《宋書·謝靈運傳論》，就較爲清晰地反映出沈約此際的興趣所在。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該篇傳論以其對此前文體變遷的歷史分期及其視角，深刻地影響了包括《詩品》、《文心雕龍》在内的後世文論;假如從更爲深層的角度加以把握的話，《宋書·謝靈運傳論》所討論的重點，顯然是主要由轉讀佛經問題而逐漸形成的聲律諧和論，從中既可見出日益中國化的佛教對於沈約文學觀的影響，同時也可將該篇傳論的寫作，視爲沈約治學重點由史學轉向佛學和文學的標志。
雖然在此之前，沈約早已涉足文學領域，並創制了諸如《麗人賦》、《梁父吟》、《愍途賦》等詩文，但他對文體理論尤其是聲律諧和論的探究和實踐，卻始於永明中葉，此則見諸《梁書》卷四十九《文學傳上》，即有“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的記載。而與此同時，他既積極參與事佛禮佛活動，又通過撰寫諸如《形神論》、《神不滅論》等崇佛之文，將其對“空有之說”[12]的伏膺和體悟，具體落實爲對範縝“神滅論”的賣力圍剿。
沈約治學重點的再次轉移，就其外因而言，不能不主要歸結爲竟陵王蕭子良（460—494）的崇文和佞佛。正是蕭子良的雅好文學和“禮才好士”，推動了西邸文學集團的塊然崛起及其商榷學問、酬唱詩文，而他對於佛教的“敬信尤篤”[13]，既使得匯集沙門以造經唄新聲成爲可能，也是西邸文士禮敬釋氏、推闡佛理的切實的動力所在，從而最終促成了“四聲說”的定型及其被運用於詩文創作。
相比較而言，沈約治學重點轉移的内因更值得關注。勿庸置疑，以蕭子良爲核心、以“竟陵八友”爲中堅的西邸文學集團的生成，絕非僅僅緣自文人的聲氣相投，而是有其學術之外的目的。作爲其中的組織者，蕭子良固然缺乏政治才幹，但從他多次上書論議時政、指點朝綱的言行擧止來看，顯然並不像《南齊書》本傳所宣稱的那樣，乃“不樂世務”之輩。事實上，好文佞佛隻是他用以吸納黨羽的手段而已。當此之際，沈約對於佛學的崇敬和對於文學的關注，以及緣此派生而來的對於聲律諧和論的探討，無疑具有強烈的政治投機色彩，其真實意圖，正是借此接近蕭子良以期獵取更爲廣闊的仕進前途。他本人在作於永明七年（489）的《高松賦》中，也曾含蓄地表達了願效法當年鄒陽、枚乘之事奉梁孝王，以擁戴蕭子良的意向[14]。也大抵因此之故，得以曆任司徒右長史、黄門侍郎、御史中丞等職。
三
在齊武帝身後原本最有可能繼承皇位的蕭子良，既因爲自身政治才幹的嚴重缺乏，更由於西昌侯蕭鸞的積極介入尤其是蕭衍（464—549）的臨陣倒戈，最終在永明十一年（493）的帝位爭奪戰中徹底落敗，釀成了難以挽回的政治悲劇。沈約是否參與了這場宮廷政變，因史無明言而不得其詳，所能確認的隻是:在蕭子良失勢之後，盡管他試圖另覓政治靠山，並代爲起草了《南齊廢帝改元大赦詔》等詔書，卻終究無法否認自己曾爲蕭子良黨羽的經歷，因而在蕭鸞全然操縱朝政進而黨同伐異之際，被外放爲東陽太守。至於其離京時間，當如林家驪《沈約事蹟二考》所雲，約在鬱林王隆昌元年（494）春二月底至三月間。
沈約雖然被排擠出京城，卻並未因此意氣消索，而是依然心向魏闕、纓情好爵，且對此頗爲自信而敢行。他的這種内心企望，在作於趕赴東陽途中的《循役朱方道路詩》中表現得較爲明顯，《初學記》卷二十四載該詩曰:
分濡出帝京，升裝奉皇穆。洞野屬滄溟，聯郊溯河服。日映青丘島，塵起邯鄲陸。江移林岸微，岩深煙岫複。歲嚴摧磴草，午寒散嶠木。縈蔚夕飆卷，蹉跎晚雲伏。霞志非易從，旌軀信難牧。豈慕淄宮梧，方辭兔園竹。羈心亦何言，迷蹤庶能複。
也因此，他在得知蕭鸞登基之後，特地上書以示衷心擁戴。通觀《藝文類聚》卷十四所載之沈約《賀齊明帝登祚啟》，其欲取悦蕭鸞以蒙擢用之意可謂昭然若揭:
伏惟陛下，大聖在躬，君德夙表。……睿化神行，無思不洽，獄訟允歸，天人戴仰。……雖中宗之興殷道，宣後之隆漢德，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遠，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懷生戴賴。況臣早蒙覆潤，夙荷恩靈，踴躍外畿，心不勝慶。
爾後當建武元年（494）十一月，沈文季（沈慶之子）、江祏受詔巡視至東陽，沈約乘機加以極力巴結，在所作《贈沈錄事江水曹二大使》一詩中，不但將齊明帝的這兩位寵臣諛爲“二秀”，而且特意強調了他與沈文季的同祖共宗關係，從而露骨地表達了求薦希用之意。
當沈約離京赴任東陽之時，尚擕草堂寺沙門釋慧約同行，但在蒞職後不久，就對道教表示出前所未有的興致，並“累書”邀請當時隱居在句曲山的上清派道士陶弘景[15]。對於此期沈約致意道教的原因，時人謝（464—499）將之歸結爲“悟寰中之迫脅，欲輕擧而舍旃;離寵辱於毁譽，去夭伐於腥膻”（《謝宣城集》卷一《酬德賦》）;近來，又有學者在汲取謝舊說的基礎上，推論它與吳興沈氏信仰道教的家族傳統有關[16]。但諸如此類的詮釋，不能不說是主觀臆測。這一則因爲沈約的任職東陽，完全是受排擠所致，而非旨在避禍遠害的主動選擇，二則由於吳興沈氏其實並非道教世家。
稱沈氏家族爲道教世家的推論，爲陳寅恪先生所首倡。陳先生在論證時，主要以《宋書·自序》所載之沈警“累世事道”及《梁書》本傳稱沈約臨終時“呼道士奏赤章於天”兩例爲據，後又援引沈僧昭“少事天師道士”事（《南史·沈慶之傳》），加以補充說明[17]。但按照這種邏輯，吳興沈氏無疑又該也更應被稱爲佛教世家，因爲信佛的沈氏族人不但其數更多，且曆南朝四代而史不絕書，見諸《宋書》卷九十三《隱逸傳》，即有沈道虔“累世事佛”的記載，時至陳代，複有貴爲皇后的沈婺華，終日但以“尋閱圖史、誦佛經爲事”（《陳書》卷七《後主沈皇后傳》），至如宋、梁之間的法朗，更於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出家爲僧[18]。因此，將吳興沈氏定性爲道教世家的結論不能成立。其實，無論是沈警、沈僧昭，抑或沈道虔、沈婺華，他們對於道教或佛教的敬奉與家族傳統無關，都隻是根據自身生存環境而做出的個人選擇。沈約亦複如此，建武年間的他之所以熱衷於道教，關鍵就在於齊明帝“潛信道術”（《南齊書》卷六《明帝紀》）。換言之，對於道教的敬奉充其量隻是他用以取悦、接近齊明帝的手段而已。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婺州人唐仲友（1136—1188）從沈約任職東陽時所作的《八詠》組詩中，准確地解讀出他的“慕君戀闕之意”，萬曆《金華府志》卷三十載唐氏《續八詠序》雲:
齊（禮）［吏］部郎沈休文，出守東陽，爲《八詠》。詞祖《騷》而義本於《詩》。諄諄乎，慕君戀闕之意，非特流連光景之文也。
而潛藏於沈約皈依道教表象之下的，無疑也正是其“慕君戀闕之意”。事實上，沈約之所以能在齊明帝建武三年（496）入爲五兵尚書，正得益於他對於道教的敬奉，此則其《金庭館碑》言之甚明:“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元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
晚年的沈約在所作《與徐勉書》中，曾追憶及於他在齊明帝駕崩而東昏侯繼立之際的心態，自稱“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梁書·沈約傳》），但事實上他既無必要也不可能“謀退”，因爲期間他頗受東昏侯的眷顧，並因此仕途大暢，剛被提拔爲左衛將軍，未久又加通直散騎常侍。而他本人也顯然樂於效勞，從永泰元年（498）七月東昏侯即位到永元三年（501）十二月被廢的短短三年間，至少爲東昏侯起草了諸如《改元大赦詔》、《立太子赦書詔》、《劉領軍封侯詔》等十幾道詔書，此期其實也是他政治上最爲得意的歲月。
沈約之所以得到東昏侯的眷顧，關鍵還在於他對道教的敬奉迎合了後者的心意。較諸齊明帝，東昏侯對道教“留信彌密”，既曾在桐柏山建金庭館並“置道士十人”[19]，又曾“拜蔣子文神爲假黄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颺州牧、鍾山王”，甚至將之“尊爲皇帝”（《南齊書》卷七《東昏侯紀》）。在此期間，沈約不但一度被指定爲金庭館十道士之首，而且爲配合東昏侯改造、弘宣道教，着手從理論上加以闡發，其《金庭館碑》雲:
夫生靈爲貴，有識斯同。道天雲及，終天莫及。故仙學之祕，上聖攸尊。……出沒無方，升降自己，下棲洞室，上賓群帝。……道無不在，若存若亡。……其久如地，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卒。更生變鍊，外示無功。
與此同時，他又積極“尋師請道，結友問津”（沈約《金庭館碑》），其《游沈道士館》、《華陽先生登樓不複下贈呈》兩文大抵就作於此際。而就在他協助東昏侯改造、倡導道教，並自稱也願“銳意三山上，托慕九霄中”之時，卻依然與釋慧約過從甚密，甚至於每“臨宮蒞職，必同居府舍”[20]。這種看似矛盾的行爲，正充分顯示出沈約曲學阿世的治學旨趣。
四
雍州刺史蕭衍在起兵造反之初，其前景並不樂觀，卻由於措置得當，故得以在齊和帝中興元年（501）九月兵臨建康城下。而就在台城被圍期間，當時身陷孤城之中的沈約曾作《憫國賦》一首，《藝文類聚》卷五十九載其詞雲:
餘生平之無立，徒跅弛以自閑。處圍城之惵惵，得無用於行間。對僚友而不怡，鹹悄顏而相顧。畏高沖之比擬，壯激天之南度。駭潛師之夜過，驚躍馬之晨呼。矛森森而密豎，旗落落而疏布。時難紛其未已，歲功迫其將徂。育素蟣於玄胄，垂葆發於縵胡。
該賦雖名爲《憫國賦》，但充盈全文的，卻是對自身功名前途的憂愁，事實上也可將之視爲沈約政治立場由附齊轉爲黨梁的標志，因爲此後不久，他就背棄東昏侯而轉投蕭衍，並毛遂自薦，爲作《除東昏制令》，對待己不薄的故主極盡痛詆鞭撻之能事。
沈約時任驃騎司馬、征虜將軍，原本無權起草文書，也未曾被要求承擔這一工作（《南史》卷五十九《任昉傳》），其之所以如此主動地要求參與其事，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想“攀龍附鳳”，“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梁書·沈約傳》）。也正是基於這種考慮，他此後又多次極力敦促蕭衍把握有利時機，立即改朝換代。這對於加速篡齊建梁進程，起到了莫大的推動作用，因而招致明人張溥（1602—1641）的譏評，《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七《梁沈約集題詞》雲:
即便是蕭衍，也因此十分鄙夷甚至嫌惡其人品而加以疏遠、限制。這正是沈約在梁武帝天監年間（502—513），始終虛荷崇位而未得參議政要、與聞機要的重要原因之一。梁朝草創之初典制未備，其國樂甚至不得不沿用蕭齊之舊。爲宣颺功德偉業，梁武帝於天監元年（502）詔令百官各陳所聞。時爲尚書僕射的沈約，隨即予以積極響應，既稱“陛下以至聖之德，應樂推之符，實宜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又建議“委一舊學，撰爲樂書，以起千載絕文，以定大梁之樂”，並因此受詔制定“郊宗廟及三朝之樂”[21]凡三十一曲。幾乎與此同時，他又忙於參議五禮、擬定律令[22]。從總體上看，爲天監初年的沈約所關注的，主要是如何遵照儒家德治教化原則，用以構建梁朝的禮樂制度和人文秩序。不過，在天監三年（504）四月梁武帝下詔皈依佛教之後，其興趣又很快從爲新朝制禮作樂定律，轉變爲對佛教的崇敬和對佛法的弘颺。
史稱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隋書》卷三十五《經籍志四》），並於天監二年（503）“置大、小道正”[23]。但或許是有感於道術過於消極無助於治世，故在天監三年佛誕日下詔舍道歸佛，宣稱從此“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三日後更明確宣布“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並號召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偽就真，舍邪入正”（《廣弘明集》卷四《叙梁武帝舍事道法》）。當此之際，沈約承顺上旨，即刻撰就《均聖論》，力倡“内聖外聖，義均理一”，爲佛教國教化運動搖旗呐喊，這雖然受到了陶弘景的駁難[24]，但他此後仍然“禪筆紛作”，撰寫了諸多“逢時之意多”而“覺性之辭少”的崇佛之文（《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梁沈約集題詞》），甚至發願要“誓心克己，追自悔責，收遜前愆，洗濯今慮，校身諸失，歸命天尊”（《廣弘明集》卷二十八下沈約《懺悔文》）。
湯用彤先生曾經斷言“梁時佛教常微有華而不實之嫌”，期間“朝臣信佛，自常附和人主”[25]。沈約之皈依釋氏，即其顯例。律動於其好佛表象之下的，仍是對仕途利祿的強烈渴求。但即便如此，梁武帝並未因此改變對他的成見而委以要職，此則見諸《梁書· 沈約傳》，即有“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鹹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的記載。沈約既受梁武帝的刻意壓制，爾後又爲同僚所讒譖，最終在抑鬱難釋的情懷中憂愁而卒（唐無名氏《灌畦暇語》）。其臨終時的“呼道士奏赤章於天”，與其說出自内心深處的對於道教的服膺，毋寧說表達了他無可奈何的壓抑和難以排遣的哀怨，以及追憶往事之後的些許懺悔之意和自我慰藉。
近來，姚振黎在所著《沈約及其學術探究》一書中，倡言沈約内具隱逸情結之說，並從外緣、内因兩端分析了其成因。然而，盡管沈約確實作了不少諸如《郊居賦》之類的意欲高蹈遠去的篇什，卻終究不能據其興寄感念之詞而斷言他内具隱逸思想。對於歷史人物思想曆程的梳理，理當以具體的生平行蹟爲據，而傳世文獻的相關記載，顯然構成了對姚氏之說的反證，譬如唐賈嵩《華陽陶隱居内傳》卷中雲:
沈約嚐因疾，遂有掛冠志。疾愈，複流連簪紱。先生封前書以激其志。約啟雲:“上不許陳乞。”先生歎曰:“此公乃爾蹇薄。”
而《梁書》本傳亦稱沈約“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執此而論，沈約的意欲歸隱，充其量隻是他仕途不得意時，釋放在詩文之中的短暫的情感沖動。《宋書·隱逸傳論》雲:“夫獨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這段史論雖就劉宋隱逸之士而興發，卻也未嚐不是沈約本人無心此道的自白。從沈約的詩文中，唐仲友體悟出他的“慕君戀闕之意”，而姚振黎則解讀出其隱逸情結。姑且不論此類解讀是否准確，解讀結果的截然相反，恰好表明解讀對象的多變。但沈約的多變隻是表象的多變，潛藏於其内心深處的對於權勢爵祿的渴求和對於功成名就的期盼，卻始終未變。這種強烈渴望落實在學術領域，就在總體上表現爲其治學重點隨着人主的好惡趨尚而不斷變更。對他來說，學術研究歸根到底隻是一種手段、方式和工具，服從並服務於他的仕進前途。《梁書》本傳稱其“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借勢，頗累清談”，此種評說洵爲的論，其間顯然又頗有深意。
五
在南朝政治生活史上，沈約無疑是以文才見長的士人的典型代表。他雖然出身士族，也曾得到宗族貴要的援手，但從總體上說，並無政治背景可言。也正因爲沒有穩固的政治倚托，以追逐世俗功業爲人生目標的他，始終處於持續的緊張和焦慮之中。梳理他的仕途進退之蹟，尋繹其宦海生涯中的心路變化，無疑有助於了解並理解南朝文士的生存狀態及其作爲取舍，進而對於探析南朝皇權漸趨強化的歷史動因，也當不無意義。
自從晉末宋初以來，江南地域的政治權力結構逐漸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在皇權日益增強的同時，士族對於政治的作用力卻轉趨弱化。時至梁代，皇權已在較大程度上具備了整合社會的能力，遂有策試入仕制度的實施、官班制的創設和諸如此類的政策調整。士權和皇權的此消彼漲，其因固然不一而足，卻無疑主要得益於以下兩點:一是舊姓高門的盛極而衰，二是無論新興的軍功受益階層抑或不斷崛起的寒人，幾乎都將依附皇權當作實現自身士族化的終南捷徑，周盤龍的以兜鍪換貂蟬[26]、紀僧真的“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27]，就是其中的兩個顯著實例。
盡管沈約以文才爲憑借的求仕方式，既不同於周盤龍的以軍功起家，也有别於紀僧真的以吏幹發蹟，但他的政治取向與周、紀兩人其實並無任何差别，並同樣表現爲對皇權的依附。史稱沈約在梁武帝天監年間“用事十餘年，未嚐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梁書》本傳的這一評判，固然反映出其實際政治作用的乏善可稱，但換個角度來看，卻也未嚐不可將他的“唯唯而已”理解爲對皇權的服從。南朝時期，雖然忠君觀念尚未爲人臣所全盤接受，傳統意義上的以皇權爲核心的官僚政治體制也尚未最終確立，但士大夫階層向帝國官僚的轉化，確已成爲此期歷史發展的確定不易的方向，這相當典型地體現在沈約的身上。
沈約不但隨人主的好惡趨尚而不斷轉移治學重點，他的學術思想其實也特重變易。其論史，往往通過追溯、對比史實，用以稽考並分析現實與歷史之間的因果關聯。譬如其論劉裕篡晉自立，不僅將之與漢魏更替、魏晉革命相類比，而且特意強調“誅内清外”之功的積累和民心的漸次轉變，以此論證晉宋嬗代的合理性（《宋書》卷三《武帝紀下》“史臣曰”），這既有助於對相關問題的深入認識，也使得他的史論深具通論色彩。其論文，亦強調“漸變”，《宋書·謝靈運傳論》對於曆代文學傳承變易的概述，即其顯例。至於其詩文創作實踐，實際上也處於不斷的變動之中，譬如他在永明年間，尚偏重於講究聲律諧和，而至天監初年，卻已轉爲對“文章當從三易”[28]說的身體力行。變易觀作爲沈約學術思想的主要特征，無疑是他多變、善變的爲人處世原則的外在表現。
沈約在《宋書》中雖未曾專立“儒學傳”或“儒林傳”，卻不僅在該書卷五十五“史臣曰”中，評述了儒家經學在兩漢至劉宋之間的演變軌蹟，而且謹守儒家的華夷界限，既置《索虜傳》以貶斥北魏爲僭越，又設《符瑞志》以渲染江左政權乃膺受天命的正朔所在，因而從本質上說，他是一個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儒生。如所周知，儒家學說原本就具有較大的開放性和較強的包容性，這不但使之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也使之自然而然地對變化和如何變化的問題給予了密切的關注乃至理論思考，並早在漢代已就士人的仕途窮達、出處立身之道，提出了諸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之類的解答。執此而論，沈約爲人處世的多變和善變，其實也未嚐不契合於儒家的說教。
但沈約的人生趣向又有别於漢代的儒士，他不曾以兩漢士人爲榜樣，僅僅在幹祿求進與隱遁不仕之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始終將從政仕進作爲自己的基本出路。換言之，入世事業在他的人生實踐當中具有核心的位置和當然的意義。但與此同時，其求仕宗旨又並非修齊治平、大濟天下，而僅僅是爲了達成入仕及入仕後的通達榮顯。爲了實現這個人生目標，他積極捕捉目所能及的每一個時機，甚至求諸儒學以外的知識，既曾談空空於釋部，也曾核玄玄於道流，並因此呈現出治學重點不斷轉移的表象。沈約對於功名利祿的刻意營求，雖受到後人的非議，甚至於被隋末大儒王通（580—617）定性爲“小人”（《中說》卷三《事君篇》），但其觀時知變的處世原則和治學風格，卻也值得充分肯定。從自今而古的角度回溯，沈約的有生之年，正是業已式微的儒家經學轉趨複興之時。在此期間，他不但撰就了《諡法》等經學著作，而且一度致力於構建梁朝的典章禮儀制度。平心而論，沈約在經學理論研究上的成就委實不如賀瑒（452—510）等儒士，但他對於推動經學在梁代的繁榮，其功勞較諸賀瑒等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影響更非後者所能比擬。在沈約之前，兼收並蓄不同學術體系和理論說教者，誠然不乏其人，但像他這樣根據某一時段的自身需要而着重關注某類知識，並以這類知識爲工具積極謀求功名利祿的做法，卻不但史無前例，而且在方法論上極大地啟發了同時代的其他學者，並因此成爲時人效仿的榜樣。而《梁書·沈約傳》也主要以此爲據，予其以“博物洽聞，當世取則”的讚譽。（收稿日期:2005年1月27日）
注釋
[1]《宋書》卷六十三《沈演之傳》，本文引用二十四史依據中華書局標點本。
[2]《南史》卷七十六《隱逸下·沈麟士傳》。
[3]《梁書》卷三十三《王筠傳》。
[4]《南史》卷三十三《裴松之傳》附《曾孫子野傳》。
[5]梁沈約《爲始興王讓儀同表》，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四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847頁。林家驪以爲題中“始興王”當改作“始興公”，又稱該表應作於大明三年（459），皆是，詳參《沈約事蹟二考》，《文史》總第四十一輯（中華書局，1996年）。
[6]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下編《永明文學系年》，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91頁;林家驪《沈約詩文系年》，中華書局《文史》2001年第2輯;姚振黎《沈約及其學術探究》第一章《沈約年譜》，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頁;陳慶元《沈約集校箋》附錄《沈約事蹟詩文系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49頁。
[7]《宋書》卷五十七《蔡廓傳》附《子興宗傳》。
[8]《宋書》卷七《前廢帝紀》。
[9]《南史》卷三十七《沈慶之傳》。
[10]詳見《宋書》卷一百《自序》、卷九十四《恩幸·徐爰傳》。
[11]《史通通釋》卷十八《雜說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07頁。
[12]梁沈約《内典序》，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十九，《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第63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64頁。
[13]《南齊書》卷四十《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14]此說借用自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第36頁。
[15]《梁書》卷五十一《處士·陶弘景傳》。
[16]孫昌武《愧悔與憂懼———沈約的宗教世界》，《華林》第一卷，中華書局2001年版。
[17]詳參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及其《〈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3、96—97頁。
[18]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五《梁楊都建元寺沙門釋僧韶傳》附《法朗傳》，《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第61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58頁。
[19]梁沈約《金庭館碑》，南宋高似孫《剡錄》卷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續高僧傳》卷六《梁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傳》，《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第61冊，第576頁。
[21]《隋書》卷十三《音樂志上》。
[22]詳參《梁書》卷二十五《徐勉傳》，《隋書》卷二十五《刑法志》。
[23]《太平禦覽》卷六百六十六《道部八·道士》引《道學傳》，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第2973頁。
[24]詳參《廣弘明集》卷五沈約《均聖論》、陶弘景《難鎮軍〈均聖論〉》。
[25]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43頁。
[26]《南齊書》卷二十九《周盤龍傳》。
[27]《南史》卷三十六《江夷傳》附《曾孫·傳》。
[28]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卷五《文章第九》，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3頁。林家驪以爲此說大致與聲律諧和論同時提出於永明年間，見其《論沈約的“文章三易”說》一文，《浙江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但筆者傾向於認定:第一，其時當在天監初年，史稱沈約所撰的梁初郊廟樂辭，“雜用子史文章淺言”（《梁書》卷三十五《蕭子恪傳》附《弟子雲傳》），即其有力的旁證;第二，就其動因而言，則可能與梁武帝“雅不好”《四聲譜》有關（《梁書·沈約傳》）。
憂鬱而死的南朝大才子
南唐後主、著名詞人李煜詞中有“沈腰潘鬢消磨”的句子，“沈腰”指的是南朝齊梁時時的一位美男“沈約”，他“一時以風流見稱，而肌腰清臒，時語沈郎腰瘦”，從此以後“沈腰”就被作爲腰圍瘦減的代稱。沈約(441 --513年)，字休文，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出身於門閥士族家庭。沈約從少年時代起就很用功讀書，白天讀的書，夜間一定要溫習。他母親擔心他的身體支持不了這樣刻苦的學習，常常減少他的燈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青年時期的沈約，已經“博通群籍”，寫得一手好文章，並且對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他曾幫助梁武帝(高祖)蕭衍謀劃和奪取齊朝，建立梁朝。沈約給武帝連夜草就即位詔書。蕭衍認爲成就自己帝業的，是沈約和範雲兩個人。於是沈約被梁武帝蕭衍任命做了吏部尚書、尚書僕射等官職，同時分封爲‘建昌縣侯’，把他的母親謝氏封爲‘建昌國太夫人’。朝廷大員都來祝賀他。
梁國建立的第二年，他的母親去世，梁武帝親自上門弔喪，進行慰勉，封賞並挽留他繼續工作。沈約不喜歡喝酒，沒有什麼嗜好，他的地位極端顯赫，自己卻非常樸素，每次被加官，他總是推辭再三再四……
沈約一直戰戰兢兢，勤謹爲官，還是不能免禍。後來，因爲幾次談話不合梁武帝的胃口，梁武帝對他很不滿，沈約於是憂懼而死。雲散風流隨他去，身後百卷由人讀。他的背影就是那時代文人的宿命，即便人生這麼輝煌精彩，依然隻能俯首帖耳做個‘皇家奴’。
《日出東南隅行》
朝日出邯鄲
照我叢臺端
中有傾城豔
顧景織羅紈
延軀似纖約
遺視若回瀾
瑤裝映層綺
金服炫彫欒
幸有同匡好
西仕服秦官
寶劍垂玉貝
汗馬飾金鞍
縈場類轉雪
逸控寫騰鸞
羅衣夕解帶
玉釵暮垂冠
《昭君辭》
朝發披香殿
夕濟汾陰河
於茲懷九逝
自此斂雙蛾
沾妝疑湛露
繞臆狀流波
日見奔沙起
稍覺轉蓬多
胡風犯肌骨
非直傷綺羅
銜涕試南望
關山鬱嵯峨
始作陽春曲
終成苦寒歌
惟有三五夜
明月暫經過
《長珧行》
連連舟壑改
微微市朝變
來功嗣往跡
莫武徂升彥
局塗頓遠策
留懽恨奔箭
拊戚狀驚瀾
循休擬回電
歲去芳願違
年來苦心薦
春貌既移紅
秋林豈停蒨
一倍茂陵道
寧思柏梁宴
長戢兔園情
永別金華殿
聲徽無惑簡
丹青有餘絢
幽籥且未調
無使長歌倦
《同前》
春隰荑綠柳
寒墀積皓雪
依依往紀盈
霏霏來思結
思結纏歲晏
曾是掩初節
初節曾不掩
浮榮逐弦缺
弦缺更圓合
浮榮永沈滅
色隨夏蓮變
態與秋霜耋
道迫無異期
賢愚有同絕
銜恨豈云忘
天道無甄別
功名識所職
竹帛尋摧裂
生外苟難尋
坐為長歎設
《君子行》
良御惑燕楚
妙察亂澠淄
隄傾由漏壤
垣隙自危基
囂途或妄踐
黨議勿輕持
《從軍行》
惜哉征夫子
憂恨良獨多
浮天出鯷海
束馬渡交河
雪縈九折嶝
風捲萬里波
維舟無夕島
秣驥乏平莎
凌濤富驚沫
援木闕垂蘿
江颸鳴疊嶼
流雲照層阿
玄埃晦朔馬
白日照吳戈
寢興動征怨
寤寐起還歌
晨裝豈輟警
夕壘詎淹和
苦哉遠征人
悲矣將如何
《豫章行》
燕陵平而遠
易河清且駛
一見塵波阻
臨途引征思
雙劍愛匣同
孤鸞悲影異
宴言誠易纂
清歌信難嗣
臥聞夕鐘急
坐閱朝光亟
往歡墜壯心
來戚滿衰志
殂芳無再馥
淪灰定還熾
夏臺尚可忘
榮辱亦奚事
愧微曠士節
徒感鄙生餌
勞哉納辰和
地遠託聲寄
《相逢狹路間》
相逢洛陽道
繫聲流水車
路逢輕薄子
佇立問君家
君家誠易知
易知復易憶
龍馬滿街衢
飛蓋交門側
大子萬戶侯
中子飛而食
小子始從官
朝夕溫省直
三子俱入門
赫奕多羽翼
若若青組紆
煙煙金鐺色
大婦繞梁歌
中婦迴文織
小婦獨無事
閉門聊且即
綠綺試一彈
玄鶴方鼓翼
《長安有狹斜行》
青槐金陵陌
丹轂貴遊士
方驂萬乘巨
炫服千金子
咸陽不足稱
臨淄孰能擬
《三婦豔》
大婦拂玉匣
中婦結羅帷
小婦獨無事
對鏡畫蛾眉
良人且安臥
夜長方自私
《江蘺生幽渚》
澤蘭被荒徑
孤芳豈自通
幸逢瑤池曠
得與金芝叢
朝承紫臺露
夕潤綠池風
既美脩嫮女
復悅繁華童
夙昔玉霜滿
旦暮翠條空
葉飄儲胥右
芳歇露寒東
紀化尚盈昃
俗志信●隆
財殫交易絕
華落愛難終
所惜改驩眄
豈恨逐征蓬
願回昭陽景
持照長門宮
《卻東西門行》
驅馬城西阿
遙眺想京闕
望極煙原盡
地遠山河沒
搖裝非短晨
還歌豈明發
脩服悵邊羈
瞻途眇鄉謁
馳蓋轉徂龍
回星引奔月
樂去哀鏡滿
悲來壯心歇
歲華委徂貌
年霜移暮髮
辰物久侵晏
征思坐淪越
清氛掩行夢
憂原盪瀛渤
一念起關山
千里顧丘窟
《飲馬長城窟》
介馬渡龍堆
塗縈馬屢迴
前訪昌海驛
雜種寇輪臺
旌幕捲煙雨
徒御犯冰埃
《擬青青河畔草》
漠漠床上塵
心中憶故人
故人不可憶
中夜長歎息
歎息想容儀
不言長別離
別離稍已久
空床寄杯酒
《梁甫吟》
龍駕有馳策
日御不停陰
星籥亟迴變
氣化坐盈侵
寒光稍眇眇
秋塞日沈沈
高窗仄餘火
傾河駕騰參
飆風折暮草
驚籜霣層林
時雲靄空遠
淵水結清深
奔樞豈易紐
珠庭不可臨
懷仁每多意
履順孰能禁
露清一惟促
緩志且移心
哀歌步梁甫
歎絕有遺音
《君子有所思行》
晨策終南首
顧望咸陽川
戚里●層闕
甲館負崇軒
複塗希紫閣
重臺擬望仙
巴姬幽蘭奏
鄭女陽春絃
共矜紅顏日
俱忘白髮年
寂寥茂陵宅
照曜未央蟬
無以五鼎盛
顧嗤三經玄
《白馬篇》
白馬紫金鞍
停鑣過上蘭
寄言狹斜子
詎知隴道難
赤阪途三折
龍堆路九盤
冰生肌裏冷
風起骨中寒
功名志所急
日暮不遑飧
長驅入右地
輕舉出樓蘭
直去已垂涕
寧可望長安
匪期定遠封
無羨輕車官
惟見恩義重
豈覺衣裳單
本持軀命答
幸遇身名完
《齊謳行》
東秦稱右地
川隰固夷昶
層峰駕蒼雲
濁河流素壤
青丘良杳鬱
雪宮信疏敞
王佐改殷命
霸功繆周網
《前緩聲歌》
羽人廣宵宴
帳集瑤池東
開霞泛彩靄
澄霧迎香風
龍駕出黃苑
帝服起河宮
九疑●煙雨
三山馭螭鴻
玉鑾乃排月
瑤軷信凌空
神行燭玄漠
帝旆委曾虹
簫歌美嬴女
笙吹悅姬童
瓊漿且未洽
羽轡已騰空
息鳳曾城曲
滅景清都中
隆祐集皇代
委祚溢華嵩
《芳樹》
發萼九華隈
開跗寒露側
氤氳非一香
參差多異色
宿昔寒飆舉
摧殘不可識
霜雪交橫至
對之長歎息
《臨高臺》
高臺不可望
望遠使人愁
連山無斷絕
河水復悠悠
所思竟何在
洛陽南陌頭
可望不可見
何用解人憂
《洛陽道》
洛陽大道中
佳麗實無比
燕裙傍日開
趙帶隨風靡
領上蒲萄繡
腰中合歡綺
佳人殊未來
薄暮空徙倚
《江南曲》
●歌發江潭
採蓮渡湘南
宜須閒隱處
舟浦予自諳
羅衣織成帶
墮馬碧玉篸
但令舟楫渡
寧計路嶄嵌
《東武吟行》
天德深且曠
人世賤而浮
東枝纔拂景
西壑已停輈
逝辭金門寵
去飲玉池流
霄轡一永矣
俗累從此休
《怨歌行》
時屯寧易犯
俗險信難群
坎壇元淑賦
頓挫敬通文
遽淪班姬寵
夙窆賈生墳
短俗同如此
長歎何足云
《悲哉行》
旅遊媚年春
年春媚遊人
徐光旦垂彩
和露曉凝津
時嚶起稚葉
蕙氣動初蘋
一朝阻舊國
萬里隔良辰
《攜手曲》
捨轡下雕輅
更衣奉玉床
斜簪映秋水
開鏡比春妝
所畏紅顏促
君恩不可長
鵁冠且容裔
豈吝桂枝亡
《有所思》
西征登隴首
東望不見家
關樹抽紫葉
塞草發青芽
昆明當欲滿
蒲萄應作花
流淚對漢使
因書寄狹邪
《夜夜曲》
河漢縱且橫
北斗橫復直
星漢空如此
寧知心有憶
孤燈曖不明
寒機曉猶織
零淚向誰道
雞鳴徒歎息
《夜夜曲》
北斗闌干去
夜夜心獨傷
月輝橫射枕
燈光半隱床
《釣竿》
桂舟既容與
綠浦復回紆
輕絲動弱芰
微楫起單鳧
扣舷忘日暮
卒歲以為娛
《臨碣石》
碣石送返潮
登罘禮朝日
溟漲無端倪
山島互崇崒
驥老心未窮
酬恩豈終畢
《湘夫人》
瀟湘風已息
沅澧復安流
揚蛾一含睇
●娟好且修
捐玦置澧浦
解珮寄中洲
《貞女引》
貞女信無矯
傍鄰也見疑
輕生本非惜
賤軀良足悲
傳芳託嘉樹
弦歌寄好詞
《襄陽蹋銅蹄歌三首》
分手桃林岸
送別峴山頭
若欲寄音信
漢水向東流
生長宛水上
從事襄陽城
一朝遇神武
奮翼起先鳴
蹀鞚飛塵起
左右自生光
男兒得富貴
何必在歸鄉
《永明樂》
聯翩貴遊子
侈靡千金客
華轂起飛塵
珠履竟長陌
《江南弄四首 趙瑟曲》
邯鄲奇弄出文梓
縈絃急調切流徵
玄鶴徘徊白雲起
白雲起
鬱披香
離復合
曲未央
《江南弄四首 秦箏曲》
羅袖飄纚拂雕桐
促柱高張散輕宮
迎歌度舞遏歸風
遏歸風
止流月
壽萬春
歡無歇
《江南弄四首 陽春曲》
楊柳垂地燕差池
緘情忍思落容儀
弦傷曲怨心自知
心自知
人不見
動羅裙
拂珠殿
《江南弄四首 朝雲曲》
陽臺氤氳多異色
巫山高高上無極
雲來雲去常不息
常不息
夢來遊
極萬世
度千秋
《樂未央》
億舜日
萬堯年
詠湛露
歌採蓮
願雜百和氣
宛轉金鑪前
《四時白紵歌五首 春白紵》
蘭葉參差桃半紅
飛芳舞縠戲春風
如嬌如怨狀不同
含笑流眄滿堂中
翡翠群飛飛不息
願在雲間長比翼
佩服瑤草駐容色
舜日堯年歡無極
《四時白紵歌五首 夏白紵》
朱光灼爍照佳人
含情送意遙相親
嫣然一轉亂心神
非子之故欲誰因
翡翠群飛飛不息
願在雲間長比翼
佩服瑤草駐容色
舜日堯年歡無極
《四時白紵歌五首 秋白紵》
白露欲凝草已黃
金管玉柱響洞房
雙心一影俱回翔
吐情寄君君莫忘
翡翠群飛飛不息
願在雲間長比翼
佩服瑤草駐容色
舜日堯年歡無極
《四時白紵歌五首 冬白紵》
寒閨晝密羅幌垂
婉容麗色心相知
雙去雙還誓不移
長袖拂面為君施
翡翠群飛飛不息
願在雲間長比翼
佩服瑤草駐容色
舜日堯年歡無極
《四時白紵歌五首 夜白紵》
秦箏齊瑟燕趙女
一朝得意心相許
明月如規方襲予
夜長未央歌白紵
翡翠群飛飛不息
願在雲間長比翼
佩服瑤草駐容色
舜日堯年歡無極
《團扇歌二首》
青青林中竹
可作白團扇
動搖玉郎手
因風訪方便
團扇復團扇
持許自障面
憔悴無復理
羞與郎相見
《侍皇太子釋奠宴詩》
尊學尚矣
道亦遐哉
啟圖觀祕
闢苑興才
事高東序
義邁雲臺
峨峨德傅
灼灼英台
復禮曲臺
反樂宣榭
闕文內舉
輶軒外駕
結朋千里
從師百舍
墜典必修
闕祀咸薦
迴鸞獻爵
摐金委奠
肆士辨儀
胥人掌縣
彷彿神蹤
徘徊靈睠
《贈沈錄事江水曹二大使詩》
伊我洪族
源濬流長
奕奕清濟
代有蘭芳
允茲二秀
挺幹朝陽
于彼原隰
徽命是將
受言帝庭
觀風上牧
逸翰雙舉
為腓為服
遍軌甌吳
縈塗海陸
岌岌貂冕
轔轔華轂
帝格文祖
握瑞持衡
慶踰高邑
兆屬大橫
王道無外
乾路昭亨
近臣展事
上介倅行
微微下國
川紆路阻
藹藹王人
匪遑寧處
巡儀既暢
私宴亦敘
置酒式歌
披襟寤語
戒途在日
復路迴舟
霜結暮草
風捲寒流
情勞東眷
望泫西浮
崇君遠業
敬爾芳猷
《贈劉南郡季連詩》
鴻漢景德
盛楚連徽
灼灼中壘
入奧知微
殊源別派
復屬清輝
伊我蘭執
升堂啟扉
宴遊忽永
心期靡悔
代歷四朝
年踰十載
朋居繾綣
余違爾誨
豈獨秋蘭
結言為珮
事有離會
心未江湖
昔分湘濟
今別荊吳
安得理翰
同飛故都
情勞伊爾
念切紛吾
追念生平
歡友非一
諷雩斯五
披林者七
方駕清衢
置酒蘭室
離役代有
興言涕溢
山邦務寡
陝輔任隆
才否雖異
勞逸不同
幽巖何有
丹桂為叢
結枝以贈
寄之飛鴻
峨峨令藩
騰芳戚右
緝茲江漢
實寄僚首
在德易充
為名難朽
願言可獲
歲暮攜手
《為南郡王侍皇太子釋奠宴詩二首》
陵季相沿
訓隨世殆
政缺雅乖
風漓化改
禮亡衽席
樂沈河海
三雍靡構
四教誰采
瞻震並峻
義屬重麗
橫書清道
晦彼生知
義重師匡
業貴虛受
襄野順風
西河杜帚
表跡虧光
降情迴首
道御百靈
神行萬有
尊學尚矣
繼列傳徽
旗章或舛
茲道莫違
自堂及室
異軫同歸
洋洋聖範
楚楚儒衣
《三日侍鳳光殿曲水宴應制詩》
光遲蕙畝
氣婉椒臺
皇心愛矣
帝曰遊哉
玉鸞徐騖
翠鳳輕迴
別殿廣臨
離宮洞啟
川祇奉壽
河宗相禮
清洛漸筵
長伊流陛
洄盪嘉羞
搖漾芳醴
輕歌易繞
弱舞難持
素雲留管
玄鶴停絲
引思為歲
歲亦陽止
叨服賁身
身亦昌止
徒勤丹漆
終愧文梓
《為臨川王九日侍太子宴詩》
涼風北起
高雁南翻
葉浮楚水
草折梁園
凄涼霜野
惆悵晨鶤
雲輕寒樹
日麗秋原
三金廣設
六羽高陳
寒英始獻
涼酎初醇
靡靡神襟
鏘鏘群彥
思媚儲猷
洽和奉宴
恩暢蘭席
歡同桂殿
景遽樂推
臨風以眷
麗景天枝
位非德舉
任伍辰階
祚均河楚
負嶽未勝
瞻雲難侶
望古興惕
心焉載佇
《九日侍宴樂遊苑詩》
憑玉宅海
端扆御天
止流飛壑
靜震騰川
凝神貫極
摛道漏泉
西裘委衽
南風在絃
暮芝始綠
年桂初丹
上林葉下
滄池水寒
霜霑玉樹
雁動輕瀾
停蹕玉陛
徙衛璿墀
琱箱鳳綵
羽蓋鸞姿
虹旌迢遞
翠華葳蕤
禮弘灞汭
義高洛湄
《從齊武帝瑯琊城講武應詔詩》
九功播祧墠
七德陳武懸
展事昌國圖
息兵由重戰
皇情咨閱典
出車迨辰選
飾徒映寒隰
翻綏臨廣甸
颯杳佩吳戈
參差腰夏箭
風旆舒復捲
雲霞清似轉
輕舞信徘徊
前歌且遙衍
秋原嘶代馬
朱光浮楚練
虹壑寫飛文
巖阿藻餘絢
發震岳靈從
揚旌水華變
憑高訓武則
中天起遐眷
鳳蓋捲洪河
珠旗掃長汧
方待翠華舉
遠適瑤池宴
《三日侍林光殿曲水宴應制詩》
宴鎬鏘玉鑾
遊汾舉仙軷
榮光泛彩旄
脩風動芝蓋
淑氣婉登晨
天行聳雲旆
帳殿臨春●
帷宮繞芳薈
漸席周羽觴
分墀引迴瀨
穆穆玄化升
濟濟皇階泰
將御遺風軫
遠侍瑤臺會
《侍宴樂遊苑餞呂僧珍應詔詩》
丹浦非樂戰
負重切君臨
我皇秉至德
忘己用堯心
愍茲區宇內
魚鳥失飛沈
推轂二崤道
揚旆九河陰
超乘盡三屬
選士皆百金
戎車出細柳
餞席遵上林
命師誅後服
授律緩前禽
函轘方解帶
嶢武稍披襟
伐罪芒山曲
吊民伊水潯
將陪告成禮
待此未抽簪
《正陽堂宴勞凱旋詩》
凱入同高宴
飲至均多祜
昔往歌采薇
今來歡杕杜
善戰惟我皇
勝之不窺戶
推轂授神謨
餘壯終能賈
浩蕩金罍溢
周流玉觴傅
《游鍾山詩龐西陽王教》
靈山紀地德
地險資岳靈
終南表秦觀
少室邇王城
翠鳳翔淮海
襟帶遶神坰
北阜何其峻
林薄杳蔥青
發地多奇嶺
干雲非一狀
合沓共隱天
參差互相望
鬱律構丹巘
崚嶒起青嶂
勢隨九疑高
氣與三山壯
即事既多美
臨眺殊復奇
南瞻儲胥觀
西望昆明池
山中咸可悅
賞逐四時移
春光發隴首
秋風生桂枝
多值息心侶
結架山之足
八解鳴澗流
四禪隱巖曲
窈冥終不見
蕭條無可欲
所願從之遊
寸心於此足
君王挺逸趣
羽旆臨崇基
白雲隨玉趾
青霞雜桂旗
淹留訪五藥
顧步佇三芝
於焉仰鑣駕
歲暮以為期
《登高望春詩》
登高眺京洛
街巷何紛紛
迴首望長安
城闕鬱盤桓
日出照鈿黛
風過動羅紈
齊童躡朱履
趙女揚翠翰
春風搖雜樹
葳蕤綠且丹
寶瑟玫瑰柱
金羈●瑁鞍
淹留宿下蔡
置酒過上蘭
解眉還復歛
方知巧笑難
佳期空靡靡
含睇未成歡
嘉客不可見
因君寄長歎
《遊金華山詩》
遠策追夙心
靈山協久要
天倪臨紫闕
地道通丹竅
未乘琴高鯉
且縱嚴陵釣
若蒙羽駕迎
得奉金書召
高馳入閶闔
方睹靈妃笑
《留真人東山還詩》
連峰竟無已
積翠遠微微
寥戾野風急
芸黃秋草腓
我來歲云暮
於此悵懷歸
霜雪方共下
寧止露霑衣
待余兩岐秀
去去掩柴扉
《登玄暢樓詩》
危峰帶北阜
高頂出南岑
中有陵風榭
迴望川之陰
岸險每增減
湍平互淺深
水流本三派
臺高乃四臨
上有離群客
客有慕歸心
落暉映長浦
煥景燭中潯
雲生嶺乍黑
日下溪半陰
信美非吾土
何事不抽簪
《酬謝宣城朓詩》
王喬飛鳧舄
東方金馬門
從宦非宦侶
避世不避諠
揆予發皇鑒
短翮屢飛翻
晨趨朝建禮
晚泳臥郊園
賓至下塵榻
憂來命綠尊
昔賢侔時雨
今守馥蘭蓀
神交疲夢寐
路遠隔思存
牽拙謬東汜
浮惰及西崑
顧循良菲薄
何以儷璵璠
將隨渤澥去
刷羽汎清源
《新安江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詩》
眷言訪舟客
茲川信可珍
洞徹隨清淺
皎鏡無冬春
千仞寫喬樹
百丈見遊鱗
滄浪有時濁
清濟涸無津
豈若乘斯去
俯映石磷磷
紛吾隔囂滓
寧假濯衣巾
願以潺湲水
霑君纓上塵
《送別友人詩》
君東我亦西
銜悲涕如霰
浮雲一南北
何由展言宴
方作異鄉人
贈子同心扇
遙裔發海鴻
連翻出簷燕
春秋更去來
參差不相見
《去東陽與吏民別詩》
微薄叨今幸
忝荷非昔期
唐風豈異世
欽明重在茲
飾驂去關輔
分竹入河淇
下車如昨日
曳組忽彌●
霜載凋秋草
風三動春旗
無以招臥轍
寧望後相思
《早發定山詩》
夙齡愛遠壑
晚蒞見奇山
標峰綵虹外
置嶺白雲間
傾壁忽斜豎
絕頂復孤圓
歸海流漫漫
出浦水濺濺
野棠開未落
山櫻發欲然
忘歸屬蘭杜
懷祿寄芳荃
眷言採三秀
徘徊望九仙
《循役朱方道路詩》
分繻出帝京
升裝奉皇穆
洞野屬滄溟
聯郊●河服
日映青丘島
塵起邯鄲陸
江移林岸微
巖深煙岫複
歲嚴摧磴草
午寒散嶠木
縈蔚夕飆捲
蹉跎晚雲伏
霞志非易從
旌軀信難牧
豈慕淄宮梧
方辭兔園竹
羈心亦何言
迷蹤庶能復
《和竟陵王遊仙詩二首》
夭矯乘絳仙
螭衣方陸離
玉鑾隱雲霧
溶溶紛上馳
瑤臺風不息
赤水正漣漪
崢嶸玄圃上
聊攀瓊樹枝
朝止閶闔宮
暮宴清都闕
騰蓋隱奔星
低鑾避行月
九疑紛相從
虹旌乍升沒
青鳥去復還
高唐雲不歇
若華有餘照
淹留且晞髮
《遊沈道士館詩》
秦皇御宇宙
漢帝恢武功
歡娛人事盡
情性猶未充
銳意三山上
托慕九霄中
既表祈年觀
復立望仙宮
寧為心好道
直由意無窮
曰余知止足
是願不須豐
遇可淹留處
便欲息微躬
山嶂遠重疊
竹樹近蒙籠
開襟濯寒水
解帶臨清風
所累非物外
為念在玄空
朋來握石髓
賓至駕輕鴻
都令人徑絕
惟使雲路通
一舉凌倒景
無事適華嵩
寄言賞心客
歲暮爾來同
《酬華陽陶先生詩》
三清未可覿
一氣且空存
所願迴光景
拯難拔危魂
若蒙丸丹贈
豈懼六龍奔
《還園宅奉酬華陽先生詩》
早欲尋名山
期待婚嫁畢
二事雖云已
此外復非一
忽聞龍圖至
仍睹榮光溢
副朝首八元
開壤賦千室
冠纓曾弗露
風雨未嘗櫛
鳴玉響洞門
金蟬映朝日
慚無小人報
徒叨令尹秩
豈忘平生懷
靡鹽不遑恤
《華陽先生登樓不復下贈呈詩》
側聞上士說
尺木乃騰霄
雲駢不展地
仙居多麗樵
臥待三芝秀
坐對百神朝
銜書必青鳥
佳客信龍鑣
非止靈桃實
方見大椿凋
《奉華陽王外兵詩》
餐玉駐年齡
吞霞反容質
眇識青丘樹
迴見扶桑日
爛熳蜃雲舒
嶔崟山海出
《赤松澗詩》
松子排煙去
英靈眇難測
惟有清澗流
潺湲終不息
神丹在茲化
雲軿於此陟
願受金液方
片言生羽翼
渴就華池飲
飢向朝霞食
何時當來還
延佇青巖側
《八關齋詩》
因戒倦輪飄
習障從塵染
四衢道難闢
八正扉猶掩
得理未易期
失路方知險
迷塗既已復
豁悟非無漸
《古意詩》
挾瑟叢臺下
徙倚愛容光
佇立日已暮
戚戚苦人腸
露葵已堪摘
淇水未沾裳
錦衾無獨暖
羅衣空自香
明月雖外照
寧知心內傷
《少年新婚為之詠詩》
山陰柳家女
莫言出田墅
丰容好姿顏
便僻工言語
腰肢既軟弱
衣服亦華楚
紅輪映早寒
晝扇迎初暑
錦履並花紋
繡帶同心苣
羅繻金薄廁
雲鬢花釵舉
我情已鬱紆
何用表崎嶇
託意眉間黛
申心口上朱
莫爭三春價
坐喪千金軀
盈尺青銅鏡
徑寸合浦珠
無因達往意
欲寄雙飛鳧
裾開見玉趾
衫薄映凝膚
羞言趙飛燕
笑殺秦羅敷
白顧雖悴薄
冠蓋耀城隅
高門列騶駕
廣路從驪駒
何慚鹿盧劍
詎減府中趨
還家問鄉里
詎堪持作夫
《登北固樓詩》
六代舊山川
興亡幾百年
繁華今寂寞
朝市昔喧闐
夜月琉璃水
春風柳色天
傷時為懷古
垂淚國門前
《夢見美人詩》
夜聞長歎息
知君心有憶
果自閶闔開
魂交睹顏色
既薦巫山枕
又奉齊眉食
立望復橫陳
忽覺非在側
那知神傷者
潺湲淚霑臆
《直學省愁臥詩》
秋風吹廣陌
蕭瑟入南闈
愁人掩軒臥
高窗時動扉
虛館清陰滿
神宇曖微微
網蟲垂戶織
夕鳥傍●飛
纓珮空為忝
江海事多違
山中有桂樹
歲暮可言歸
《休沐寄懷詩》
雖云萬重嶺
所翫終一丘
階墀幸自足
安事遠遨遊
臨池清溽暑
開幌望高秋
園禽與時變
蘭根應節抽
憑軒搴木末
垂堂對水周
紫籜開綠篠
白鳥映青疇
艾葉彌南浦
荷花遶北樓
送日隱層閣
引月入輕幬
爨熟寒蔬剪
賓來春蟻浮
來往既云●
光景為誰留
《宿東園詩》
陳王鬥雞道
安仁採樵路
東郊豈異昔
聊可閒余步
野徑既盤紆
荒阡亦交互
槿籬疏復密
荊扉新且故
樹頂鳴風飆
草根積霜露
驚●去不息
征鳥時相顧
茅楝嘯愁鴟
平岡走寒兔
夕陰帶層阜
長煙引輕素
飛光忽我遒
豈止歲云暮
若蒙西山藥
頹齡倘能度
《行園詩》
寒瓜方臥壟
秋菰亦滿陂
紫茄紛爛熳
綠芋鬱參差
初菘向堪把
時棄日離離
高梨有繁實
何減萬年枝
荒渠集野雁
安用昆明池
《和左丞庾杲之移病詩》
歲暮豈云聊
參差憂與疾
匪澣孰能贈
持身固無述
握蘭空盈把
待漏終不溢
囂喧滿眼前
簿領紛盈膝
安用談天辯
徒勞夢賜筆
掛冠若東都
山林寧復出
《和竟陵王抄書詩》
教微因弛轡
維峻屬貞期
義乖良未遠
斯文煥在茲
超河綜絕禮
冠楚綴淪詩
披滕辨蠹冊
酌醴訪深疑
澄流黜往性
泛略引前滋
漢壁含遺篆
名山多逸詞
綠編方委閣
素簡日盈輜
空幸參鴛鷺
比秀恧瓊芝
挹流既知廣
復道還自嗤
《詠竹火籠詩》
結根終南下
防露復披雲
雖為九華扇
聊可滌炎氛
安能偶狐白
鶴●織成文
覆持鴛鴦被
百和吐氛氳
忽為纖手用
歲暮待羅裙
《奉和竟陵王郡縣名詩》
西都富軒冕
南宮溢才彥
高闕連珠雉
方渠漸游殿
廣川肆河濟
長岑繞崤汧
曲梁濟危渚
平皋騁悠眄
清淵皎澄徹
曾山鬱蔥蒨
陽泉濯春藻
陰丘聚寒霰
西華不可留
東光促奔箭
望都遊子懷
臨戎征馬倦
既豫平臺集
復齒南皮宴
一窺長安城
羞言杜陵掾
《奉和竟陵王藥名詩》
丹草秀朱翹
重臺架危岊
木蘭露易飲
射干枝可結
陽隰採辛夷
寒山望積雪
玉泉亟周流
雲華乍明滅
合歡葉暮卷
爵林聲夜切
垂景迫連桑
思仙慕雲埒
荊實剖丹瓶
龍芻汗奔血
照握乃夜光
盈車非玉屑
細柳空葳蕤
水萍終萎絕
黃符若可挹
長生永昭晰
《和陸慧曉百姓名詩》
建都望淮海
樹闕表衡稽
井幹風雲出
柏梁星漢齊
皇王臨萬宇
惠化覃黔黎
吉士服仁義
宿昔秉華圭
庸賢起幽谷
欽言非象犀
端委康國步
偃息召邦攜
舉政方分策
易紀粲金泥
伊余沐嘉幸
由是別園畦
曾微涓露答
光景遂雲西
方隨煉丹子
薄暮矯行迷
《三月三日率爾成章詩》
麗日屬元巳
年芳具在斯
開花已匝樹
流●復滿枝
洛陽繁華子
長安輕薄兒
東出千金堰
西臨雁鶩陂
遊絲映空轉
高楊拂地垂
綠幘文照耀
紫燕光陸離
清晨戲伊水
薄暮宿蘭池
象筵鳴寶瑟
金瓶泛羽●
寧憶春蠶起
日暮桑欲萎
長袂屢已拂
彫胡方自炊
愛而不可見
宿昔減容儀
且當忘情去
歎息獨何為
《織女贈牽牛詩》
紅妝與明鏡
二物本相親
用持施點畫
不照離居人
往秋雖一照
一照復還塵
塵生不復拂
蓬首對河津
冬夜寒如此
寧遽道陽春
初商忽云至
暫得奉衣巾
施襟已成故
每聚忽如新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詩》
月華臨靜夜
夜靜滅氛埃
方暉竟戶入
圓影隙中來
高樓切思婦
西園遊上才
網軒映珠綴
應門照綠苔
洞房殊未曉
清光信悠哉
《和王中書德充詠白雲詩》
白雲自帝鄉
氛氳屢迴沒
蔽虧崑山樹
含吐瑤臺月
秋風西北起
飄我過城闕
城闕已參差
白雲復離離
皎潔在天漢
倒影入華池
將過丹丘野
時至碧林垂
九重迎飛燕
萬里送翔螭
《詠雪應令詩》
思鳥聚寒蘆
蒼雲軫暮色
夜雪合且離
曉風驚復息
嬋娟入綺窗
徘徊鶩情極
弱掛不勝枝
輕飛屢低翼
玉山聊可望
瑤池豈難即
《和劉雍州繒博山香爐詩》
範金誠可則
摛思必良工
凝芳自朱燎
先鑄首山銅
●姿信喦崿
奇態實玲瓏
峰嶝互相拒
巖岫杳無窮
赤松遊其上
歛足御輕鴻
蛟螭盤其下
驤首盼層穹
嶺側多奇樹
或孤或複叢
巖間有佚女
垂袂似含風
翬飛若未已
虎視鬱餘雄
登山起重障
左右引絲桐
百和清夜吐
蘭煙四面充
如彼崇朝氣
觸石繞華嵩
《詠湖中鴈詩》
白水滿春塘
旅雁每迴翔
唼流牽弱藻
歛翮帶餘霜
群浮動輕浪
單汎逐孤光
懸飛竟不下
亂起未成行
刷羽同搖漾
一舉還故鄉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詩》
廉公失權勢
門館有虛盈
貴賤猶如此
況乃曲池平
高車塵未滅
珠履故餘聲
賓階綠錢滿
客位紫苔生
誰當九原上
鬱鬱望佳城
《奉和竟陵王經劉瓛墓詩》
表閭欽逸軌
軾墓禮真魂
化塗終眇默
神理曖猶存
塵經未輟幌
高衡已委門
日蕪子雲舍
徒望董生園
華陰無遺布
楚席有靈尊
玄泉倘能慰
長夜且勿論
《悼亡詩》
去秋三五月
今秋還照梁
今春蘭蕙草
來春復吐芳
悲哉人道異
一謝永銷亡
簾屏既毀撤
帷席更施張
遊塵掩虛座
孤帳覆空床
萬事無不盡
徒令存者傷
《侍遊方山應詔詩》
清漢夜昭晰
扶桑曉陸離
發歌摐陽下
建羽朝夕池
摐金浮水若
聳蹕詔山祗
一霑九霄露
藜藿終自如
《樂將殫恩未已應詔詩》
淒鏘笙管遒
參差舞行亂
輕肩既屢舉
長巾亦徐換
雲鬢垂寶花
輕妝染微汗
群臣醉又飽
聖恩猶未半
《泛永康江詩》
長枝萌紫葉
清源泛綠苔
山光浮水至
春色犯寒來
臨睨信永矣
望美曖悠哉
寄言幽閨妾
羅袖勿空裁
《餞謝文學離夜詩》
漢池水如帶
巫山雲似蓋
瀄汨背吳潮
潺湲橫楚瀨
一望沮漳水
寧思江海會
以我徑寸心
從君千里外
《別范安成詩》
生平少年日
分手易前期
及爾同衰暮
非復別離時
勿言一尊酒
明日難重持
夢中不識路
何以慰相思
《效古詩》
可憐桂樹枝
單雄憶故雌
歲暮異栖宿
春至猶別離
山河隔長路
路遠絕容儀
豈云無可匹
寸心終不移
《庭雨應詔詩》
出空寧可圖
入庭倍難賦
非煙復非雲
如絲復如霧
霢霂裁欲垂
霏微不能注
雖無千金質
聊為一辰趣
《初春詩》
扶道●陽春
相將共攜手
草色猶自腓
林中都未有
無事逐梅花
空教信楊柳
且復歸去來
含情寄杯酒
《春詠詩》
楊柳亂如絲
綺羅不自持
春草黃復綠
客心傷此時
青苔已結洧
碧水復盈淇
日華照趙瑟
風色動燕姬
襟前萬行淚
故是一相思
《傷春詩》
弱草半抽黃
輕條未全綠
年芳被禁●
煙華繞層曲
寒苔捲復舒
冬泉斷方續
早花散凝金
初露泫成玉
《秋夜詩》
月落宵向分
紫煙鬱氛氳
曀曀螢入霧
離離雁出雲
巴童暗理瑟
漢女夜縫裾
新知樂如是
久要詎相聞
《詠●詩》
江南簫管地
妙響發孫枝
殷勤寄玉指
含情舉復垂
雕梁再三繞
輕塵四五移
曲中有深意
丹誠君詎知
《詠竹檳榔盤詩》
梢風有勁質
柔用道非一
平織方以文
穹成圓且密
薦羞雖百品
所貴浮天實
幸承歡醑餘
寧辭嘉宴畢
《詠簷前竹詩》
萌開籜已垂
結葉始成枝
繁蔭上蓊茸
促節下離離
風動露滴瀝
月照影參差
得生君戶牖
不願夾華池
《翫庭柳詩》
輕陰拂建章
夾道連未央
因風結復解
霑露柔且長
楚妃思欲絕
班女淚成行
遊人未應去
為此還故鄉
《麥李詩》
青玉冠西海
碧石彌外區
化為中園實
其下成路衢
在先良足貴
因小邈難逾
色潤房陵縹
味奪寒水朱
摘持欲以獻
尚食且踟躕
《詠桃詩》
風來吹葉動
風去畏花傷
紅英已照灼
況復含日光
歌童暗理曲
游女夜縫裳
詎減當春淚
能斷思人腸
《詠青苔詩》
緣階已漠漠
汎水復綿綿
微根如欲斷
輕絲似更聯
長風隱細草
深堂沒綺錢
縈鬱無人贈
葳蕤徒可憐
《十詠二首 領邊繡》
纖手製新奇
刺作可憐儀
縈絲飛鳳子
結縷坐花兒
不聲如動吹
無風自褭枝
麗色儻未歇
聊承雲鬢垂
《十詠二首 腳下履》
丹墀上颯沓
玉殿下趨鏘
逆轉珠珮響
先表繡乂香
裾開臨舞席
袖拂繞歌堂
所歎忘懷妾
見委入羅床
《懷舊詩九首 傷王融》
元長秉奇調
弱冠墓前蹤
眷言懷祖武
一簣望成峰
途艱行易跌
命舛志難逢
折風落迅羽
流恨滿青松
《懷舊詩九首 傷謝朓》
吏部信才傑
文鋒振奇響
調與金石諧
思逐風雲上
豈言陵霜質
忽隨人事往
尺璧爾何虯
一旦同丘壤
《懷舊詩九首 傷庾杲之》
右率馥時譽
秀出冠朋僚
聳茲千仞氣
振此百尋條
蘊藉含文雅
散朗溢風飆
楸檟今已合
容範尚昭昭
《懷舊詩九首 傷王諶》
長史體閒任
坦蕩無外求
持身非詭遇
應物有虛舟
心從朋好盡
形為歡宴留
歡宴未終畢
零落委山丘
《懷舊詩九首 傷虞炎》
東南既擅美
洛陽復稱才
攜手同歡宴
比跡共遊陪
事隨短秀落
言歸長夜臺
《懷舊詩九首 傷李珪之》
少府懷貞節
忘軀濟所奉
史道勤不息
繁文長自擁
既闕優孟歌
身沒誰為寵
《懷舊詩九首 傷韋景猷》
韋叟識前載
博物備戎華
稅驂止營校
淪跡委泥沙
始知庸聽局
方悟大音賒
《懷舊詩九首 傷劉渢》
處和無近累
天然有勝質
蕭瑟負高情
耿介懷秋實
義貴良為重
蘭摧非所恤
一罷平生言
寧知攜手日
《懷舊詩九首 傷胡諧之》
豫州懷風範
綽然標雅度
處約志不渝
接廣情無忤
頡頏事刀筆
紛綸遞朱素
美志同山阿
浮年迫朝露
《詠新荷應詔詩》
勿言草卉賤
幸宅天池中
微根纔出浪
短幹未搖風
寧知寸心裏
蓄紫復含紅
《聽蟬鳴應詔詩》
輕生宅園●
復得棲嘉樹
豈敢擅洪枝
輕條遭所遇
葉密形易揚
風迴響難住
《詠笙詩》
彼美實枯枝
孤篠定參差
鶤雞已啁哳
棗下復林離
本期王子宴
寧待洛濱吹
《詠箏詩》
秦箏吐絕調
玉柱揚清曲
絃依高張斷
聲隨妙指續
徒聞音繞梁
寧知顏如玉
《詠山榴詩》
靈園同佳稱
幽山有奇質
停采久彌鮮
含華豈期實
長願微名隱
無使孤株出
《大言應令詩》
隘此大汎庭
方知九垓局
窮天豈彌指
盡地不容足
《細言應令詩》
開館尺棰餘
築榭微塵裏
蝸角列州縣
毫端建朝市
《詠餘雪詩》
陰庭覆素芷
南階褰綠葹
玉臺新落構
青山已半虧
《詠帳詩》
甲帳垂和璧
螭雲張桂宮
隋珠既吐曜
翠被復含風
《侍宴詠反舌詩》
假容不足觀
遺音猶可薦
幸蒙喬樹恩
得以聞高殿
《寒松詩》
梢聳振寒聲
青蔥標暮色
疏葉望嶺齊
喬幹臨雲直
《詠孤桐詩》
龍門百尺時
排雲少孤立
分根蔭玉池
欲待高鸞集
《詠梧桐詩》
秋還遽已落
春曉猶未荑
微葉雖可賤
一剪或成珪
《園橘詩》
綠葉迎露滋
朱苞待霜潤
但令入玉柈
金衣非所●
《詠梨應詔詩》
大谷來既重
岷山道又難
摧折非所●
但令入玉盤
《西地梨詩》
列茂河陽苑
蓄紫濫觴隈
翻黃秋沃若
落素春徘徊
《詠芙蓉詩》
微風搖紫葉
輕露拂朱房
中池所以綠
待我泛紅光
《詠杜若詩》
生在窮絕地
豈與世相親
不顧逢採擷
本欲芳幽人
《詠鹿蔥詩》
野馬不任騎
兔絲不任織
既非中野花
無堪●●食
《詠甘蕉詩》
抽葉固盈丈
擢本信兼圍
流甘揜椰實
弱縷冠絺衣
《詠菰詩》
結根布洲渚
垂葉滿皋澤
匹彼露葵羹
可以留上客
《早行逢故人車中為贈詩》
殘朱猶曖曖
餘粉尚霏霏
昨宵何處宿
今晨拂露歸
《為鄰人有懷不至詩》
影逐斜月來
香隨遠風入
言是定知非
欲笑翻成泣
《四城門詩》
六龍既驚軫
二鼠復馳光
衰齡難慎輔
暮質易凋傷
《和劉中書仙詩二首》
清旦發玄洲
日暮宿丹丘
崑山西北映
流泉東南流
霓裳拂流電
雲車委輕霰
崢嶸上不睹
寥廓下無見
殊庭不可及
風熛多異色
霞衣不待縫
雲錦不須織
《華山館為國家營功德詩》
沐芳禱靈嶽
稽首恭上玄
帝昔祈萬壽
臣今請億年
丹方緘洞府
河清時一傳
錦書飛雲字
玉簡黃金編
《和王衛軍解講詩》
妙輪輟往駕
寶樹未開音
甘露為誰演
得一標道心
眇眇玄塗曠
高義總成林
七花屏塵相
八解濯芳襟
《侍宴謝朏宅餞東歸應詔詩》
皇情悵東●
羽旆拂南廛
夏雲清朝景
秋風揚早蟬
飲和陪下席
論道光上筵
《酬孔通直逿懷蓬居詩》
閶闔既洞啟
龍樓亦高闢
兩宮集鸞步
二闈引通籍
伊爾事清途
紛吾供賤役
《石塘瀨聽猿詩》
噭噭夜猿鳴
溶溶晨霧合
不知聲遠近
惟見山重沓
既歡東嶺唱
復佇西巖答
《出重圍和傅昭詩》
魯連揚一策
陳平出六奇
邯鄲風雨散
白登煙霧維
排雲出九地
陵定振五●
《秋晨羈怨望海思歸詩》
分空臨澥霧
披遠望滄流
八桂曖如畫
三桑眇若浮
煙極希丹水
月遠望青丘
《侍宴樂游苑餞徐州刺史應詔詩》
沃若動龍驂
參差凝鳳管
金塘草未合
玉池泉將滿
《憩郊園和約法師採藥詩》
郭外三千畝
欲以貿朝饘
繁蔬既綺布
密果亦星懸
《詠竹詩》
無人賞高節
徒自抱貞心
《詩》
四節逝不處
繁華難久鮮
《上巳華光殿詩》
於維盛世即軒媯
朝酆宴鎬復在斯
朝光灼爍映蘭池
春風婉轉入細枝
時●顧慕聲合離
輕波微動漾羽●
河宗海若生蛟螭
浮梁徑度跨迴漪
朱顏始洽景將移
安得壯士駐奔曦
《六憶詩四首》
憶來時
灼灼上階墀
勤勤敘別離
慊慊道相思
相看常不足
相見乃忘飢
憶坐時
點點羅帳前
或歌四五曲
或弄兩三弦
笑時應無比
嗔時更可憐
憶食時
臨盤動容色
欲坐復羞坐
欲食復羞食
含哺如不飢
擎甌似無力
憶眠時
人眠彊未眠
解羅不待勸
就枕更須牽
復恐傍人見
嬌羞在燭前
《八詠詩 登臺望秋月》
望秋月
秋月光如練
照曜三爵臺
徘徊九華殿
九華●瑁梁
華榱與璧璫
以茲雕麗色
持照明月光
凝華入黼帳
清輝懸洞房
先過飛燕戶
卻照班姬床
桂宮裊裊落桂枝
露寒凄凄凝白露
上林晚葉颯颯鳴
雁門早鴻離離度
湛秀質兮似規
委清光兮如素
照愁軒之蓬影
映金階之輕步
居人臨此笑以歌
別客對之傷且慕
經衰圃
映寒叢
凝清夜
帶秋風
隨庭雪以偕素
與池荷而共紅
臨玉墀之皎皎
含霜靄之濛濛
●天衢而徙度
轢長漢而飛空
隱巖崖而半出
隔帷幌而纔通
散朱庭之奕奕
入青瑣而玲瓏
閒階悲寡鵠
沙洲怨別鴻
文姬泣胡殿
昭君思漢宮
余亦何為者
淹留此山東
《八詠詩 會圃臨春風》
臨春風
春風起春樹
遊絲曖如網
落花雰似霧
先泛天淵池
還過細柳枝
蝶逢飛搖颺
燕值羽參池
揚桂旆旆
動芝蓋
開燕裾
吹趙帶
趙帶飛參差
燕裾合且離
回簪復轉黛
顧步惜容儀
容儀已炤灼
春風復迴薄
氛氳桃李花
青跗含素萼
既為風所開
復為風所落
搖綠蔕
抗紫莖
舞春雪
雜流鶯
曲房開兮金鋪響
金鋪響兮妾思驚
梧臺未陰
淇川始碧
迎行雨於高唐
送歸鴻於碣石
經洞房
響紈素
感幽閨
思幃帟
想芳園兮可以遊
念蘭翹兮漸堪摘
拂明鏡之冬塵
解羅衣之秋襞
既鏗鏘以動佩
又絪縕而流射
始搖蕩以入閨
終徘徊而緣隙
鳴珠簾於繡戶
散芳塵於綺席
是時悵思婦
安能久行役
佳人不在茲
春風為誰惜
《八詠詩 歲暮愍衰草》
愍衰草
衰草無容色
憔悴荒逕中
寒荄不可識
昔時兮春日
昔日兮春風
含華兮佩實
垂綠兮散紅
氛氳鳷鵲右
照耀望仙東
送歸顧慕泣淇水
嘉客淹留懷上宮
巖陬兮海岸
冰多兮霰積
爛熳兮客根
攢幽兮寓隙
布綿密於寒皋
吐纖疏於危石
既惆悵於君子
倍傷心於行役
露縞枝於初旦
霜紅天於始夕
彫芳卉之九衢
霣靈茅之三脊
風急崤道難
秋至客衣單
既傷檐下菊
復悲池上蘭
飄落逐風盡
方知歲早寒
流螢暗明燭
雁聲斷纔續
萎絕長信宮
蕪穢丹墀曲
霜奪莖上紫
風銷葉中綠
山變兮青薇
水折兮黃葦
秋鴻兮疏引
寒鳥兮聚飛
逕荒寒草合
桐長舊巖圍
園庭漸蕪沒
霜露日霑衣
願逐晨征鳥
薄暮共西歸
《八詠詩 霜來悲落桐》
悲落桐
落桐早霜露
燕至葉未抽
鴻來枝已素
本出龍門山
長枝仰刺天
上峰百丈絕
下趾萬尋懸
幽根已盤結
孤枝復危絕
初不照光景
終年負霜雪
自顧無羽儀
不願生曲池
芬芳本自乏
華實無可施
匠者特留眄
王孫少見之
分取孤生銹
徙置北堂陲
宿莖抽晚幹
新葉生故枝
故枝雖遼遠
新葉頗離離
春風一朝至
榮華並如斯
自惟良菲薄
君恩徒照灼
顧已非嘉樹
空用憑阿閣
願作清廟琴
為舞雙玄鶴
薜荔可為裳
文杏堪作梁
勿言草木賤
徒照君末光
末光不徒照
為君含噭咷
陽柯綠水絃
陰枝苦寒調
厚德非可任
敢不虛其心
若逢陽春至
吐綠照清潯
《八詠詩 夕行聞夜鶴》
聞夜鶴
夜鶴叫南池
對此孤明月
臨風振羽儀
伊吾人之菲薄
無賦命之天爵
抱跼促之短懷
隨冬春而哀樂
懿海上之驚鳧
傷雲間之離鶴
離鶴昔未離
迥發天北垂
忽值疾風起
暫下昆明池
復畏冬冰合
水宿非所宜
欲留不可住
欲去飛已疲
勢逐疾風舉
求溫向衡楚
復值南飛鴻
參差共成侶
海上多雲霧
蒼茫失洲嶼
自此別故群
獨向瀟湘渚
故群不離散
相依江海畔
夜止羽相切
晝飛影相亂
刷羽共浮沉
湛澹泛清潯
既不經離別
安知慕侶心
九冬負霜雪
六翮飛不任
且養凌雲翅
俯仰弄清音
所望浮丘子
旦夕來相尋
《八詠詩 晨征聽曉鴻》
聽曉鴻
曉鴻度將旦
跨弱水之微瀾
發成山之遠岸
怵春歸之未幾
驚此歲之云半
出海漲之蒼茫
入雲途之瀰漫
無東西之可辨
孰遐邇之能算
微昔見於洲渚
赴秋期於江漢
集勁風於弱軀
負重雪於輕翰
寒谿可以飲
荒皋可以竄
谿水徒自清
微容豈足翫
秋蓬飛兮未極
塞草寒兮無色
吳山高兮高度
越水深兮深不測
羨明月之馳光
顧征禽之駛翼
翼伊余馬之屢懷
知吾行之未極
夜綿綿而難曉
愁參差而盈臆
望山川悉無似
惟星河猶可識
孤雁夜南飛
客淚夜沾衣
春鴻旦暮返
客子方未歸
歲去歡娛盡
年來容貌衰
攬衽形雖是
撫臆事多違
青緺雖長復易解
白雲誠遠詎難依
《八詠詩 解佩去朝市》
去朝市
朝市深歸暮
辭北纓而南徂
浮東川而西顧
逢天地之降祥
值日月之重光
當伊仁之菲薄
非余情之信芳
充待詔於金馬
奉高宴於柏梁
觀鬥獸於虎圈
望窈窕於披香
遊西園兮登銅雀
攀青瑣兮眺重陽
講金華兮議宣室
晝武帷兮夕文昌
佩甘泉兮履五柞
簪枍栺兮紱承光
託後車兮侍華幄
遊渤海兮泛清漳
天道有盈缺
寒暑遞炎涼
一朝賣玉碗
眷眷惜餘香
曲池無復處
桂枝亦銷亡
清廟徒肅肅
西陵久茫茫
薄暮余多幸
嘉運重來昌
忝稽郡之南尉
典千里之光貴
別北芒於濁河
戀橫橋於清渭
望前軒之早桐
對南階之初卉
非余情之屢傷
寄茲焉兮能慰
眷昔日兮懷哉
日將暮兮歸去來
《八詠詩 被褐守山東》
守山東
山東萬嶺鬱青蔥
兩溪共一瀉
水潔望如空
岸側青莎被
巖間丹桂叢
上瞻既隱軫
下睇亦溟濛
遠林響咆獸
近樹聒鳴蟲
路出若溪右
澗吐金華東
萬仞倒危石
百丈注懸潀
掣曳寫流電
奔飛似白虹
洞井含清氣
漏穴吐飛風
玉竇膏滴瀝
石乳室空籠
峭崿途彌險
崖岨步纔通
余捨平生之所愛
欻暮年而此逢
欲一去而不還
悵鄒衣之未褫
揖林壑之清曠
事氓俗之紛詭
幸帝德之方升
值天綱之未毀
既除舊而布新
故化民而俗徙
播趙俗以南徂
扇齊風以東靡
乳雉方可馴
流蝗庶能弭
清心矯世濁
儉政革民侈
秩滿歸白雲
淹留事芝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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