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指康有為於清朝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率同梁啓超等一千兩百位公車^{[註 1]}聯名向北京的光緒皇帝上書，反對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的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此舉被認為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的標誌，也被認為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

背景[編輯]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春，參加完乙未科會試的各省舉人雲集北京，等待發榜。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的《馬關條約》內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白銀二萬萬兩的突然消息傳至，群情激憤。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內地十八省與中國東北舉人接連響應，共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各省舉人與數千北京官民集於「都察院」門前請代奏光緒帝。

結果及影響[編輯]

雖然，上書被清朝官方拒絕，但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康有為等以「變法圖強」為號召，組織強學會，在北京、上海等地發行報紙，宣傳維新思想。嚴復、譚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傳維新思想。之後，光緒帝啟用康有為、梁啟超等，史稱戊戌變法（或百日維新）。

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都先後失敗，但是維新思想從此喚醒、激勵了愈來愈多的中國人，思考中國如何救亡圖存於歐日列強帝國主義，在中國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爭議[編輯]

2005年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茅海建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發表《「公車上書」考證補》，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及其已公開發表過的檔案文獻，從政治決策高層的角度，重新審視公車上書的背景、運作過程及其影響力。其觀點是：「公車上書」是有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其數量多達31件，簽名的舉人多達1555人次，且上書已達御前；另一個是由康有為組織的18行省舉人聯名上書，那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為組織的18省聯名上書，並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為根本沒有去送。由此學術界進行了廣泛而激烈的討論，並且對「公車上書」進行了進一步的審視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