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來庵事件
西來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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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語言寫法及拼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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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字 | 西來庵事件 / 噍吧哖事件 |
| 注音 | ㄒ一 ㄌㄞˊ ㄢ ㄕˋ ㄐ一ㄢˋ ㄐㄧㄠˋ ㄅㄚ ㄋㄧㄢˊ ㄕˋ ㄐ一ㄢˋ |
| 台羅 | Se-lâi-am Sū-kiānn / Ta-pa-nî Sū-kiānn |
| 日文假名 | せいらいあんじけん / タパニーじけん |
| 英文 | Selai Temple Incident / Tapani Incident |
西來庵事件，又稱余清芳事件、玉井事件、噍吧哖事件[註 1]，是發生於臺灣日治時期大正四年（1915年）的武力抗日事件，領導人為余清芳、羅俊、江定等人。西來庵事件是臺灣日治時期諸多起事之中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同時也是臺灣人第一次以宗教力量抗日的重要事件，更是臺灣漢人史載最後一次大規模武裝臺灣抗日運動。
事件名稱[編輯]
因為策劃起事的地點在西來庵五福王爺廟，故官方稱以「西來庵事件」，起事的首領是余清芳（1879年－1916年），又稱「余清芳事件」；又由余清芳等人與日軍在噍吧哖（今臺南市玉井區）交戰，故亦稱「噍吧哖事件」或「玉井事件」[註 1]；以上名稱，戰後國民政府沿用。
但若以當時抗日者立場解讀，有人認為應正名為「起義」或「起事」。或因肇於農曆乙卯，依傳統紀年，命名為：「乙卯起義」、「乙卯西來庵起義」或「乙卯噍吧哖起義」。[4]
戰事經過[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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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清芳本為臺灣警員，因涉嫌詐欺而被解職，故對日本人極為不滿，於「臺南西來庵」借齋教及王爺信仰名義來宣揚其抗日行動。之後其認識了他里霧人（今雲林縣斗南鎮）羅俊、竹頭崎人（今臺南市南化區）江定、大目降人（今臺南市新化區）蘇有志等，密謀組「大明慈悲國」，打算造反。
余清芳能言善道、口若懸河，能威脅利誘。以宗教方式催眠迷信者，宣稱臺灣日治時期已過廿載，氣數已盡，他是明朝羅教羅思孚老祖的嫡系法脈，受到五福王爺的扶乩神示，擔任「征伐天下大元帥」，可除卻總督府，由他本人登基成為「臺灣人的皇帝」。
余清芳用利誘來攏絡人心，只要捐獻銀錢者，就可得到靈符，將靈符佩掛於身，並且力行齋戒，一心頌念真言，就可以避免一切瘟疫、災害。余清芳設置多層次傳銷機制，凡信徒可再轉手，兜售西來庵的靈符，可抽取每張靈符的三到五成價格[5]，使得信徒樂於轉手，且順便宣傳其教義。余允諾信徒，革命成功後，會將把所有日本衙門土地沒收，以便賜給參與革命之人，讓跟隨者良田萬甲。
另余清芳也威脅恐嚇信徒：他得呂純陽祖師與劉伯溫先師密法，有一「山中寶劍」，深埋土內，出鞘後見血封喉，殺人無數，可飛劍殺日本人，亦可殺陽奉陰違的信徒。而且寶劍一出，天地震動，風雲變色，能感召中國燕京的袁世凱，袁將派遣無數北洋軍渡海，擊殺所有日本官吏與背叛漢人者；還逼迫參與者在玄帝與玄女神像前發毒誓，背叛余清芳者，會遭到天譴而家毀族誅。
由於余清芳聲勢浩大，保密工作不足，總督府的情治系統也耳聞風聲「南臺灣各地傳言，中國軍隊即將攻打臺灣，與臺灣人裏應外合，驅逐日本。」總督府命軍警加緊查緝。基隆港警察又發現一名臺南人蘇東海，攜帶鉅款，奔走於廈門與臺灣之間，且言行非常可疑，遂將蘇東海逮捕，但並未對他嚴加控制，而是暗中監視。蘇東海在監所，又遣一名被釋放出所的妓院經理坂本憲，送信給余清芳的手下，醞釀起事。總督府遂發覺余清芳、羅俊等人才是事件主謀。於是全臺灣憲兵與警察大舉逮捕抗日分子。6月29日，羅俊走避不及，於嘉義竹崎遭到逮捕。余清芳於事洩後即潛入山中，和同謀者江定商討對策。
1915年7月6日，在遭公家通緝下，以「大明慈悲國奉旨平臺征伐天下大元帥余」名義發表了《大元帥余告示文》（多處抄襲唐朝駱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發動起事，7月9日余清芳、江定突擊甲仙埔支廳（位於今高雄市甲仙區），7月14日江定之子江憐陣亡，
8月余清芳、江定奇襲多處警察廳，焚燒南莊派出所，襲殺眾多日警甚至是其眷屬，逼近大目降（今臺南市新化區）。8月6日日軍臺南守備隊步兵、砲兵與憲兵傾巢而出，與其在噍吧哖（今臺南市玉井區）交戰，相較於日軍的砲火猛烈，余清芳的部眾只有兩門舊式大砲與幾把槍，大部分人的武器是鋤頭、斧頭、鐮刀等農具與宋江陣中的兵器，蓋因他們認為手上有靈符，五福王爺等神祇會保佑他們刀槍不入，不過當時立刻有數百人陣亡，余清芳在噍吧哖附近的虎頭山建設堡壘，與日軍對峙，一時陣容有所擴張。
然而日軍一方面仔細搜山，另一方面張貼告示，勸告投降者，有機會免於處死，但又對投降者實施報復殺害。[6]1915年8月22日，余清芳在王萊莊（今臺南市楠西區），鄉人設宴款待，卻在酒酣耳熱之際，將余清芳綁縛，送交日軍。江定則至隔年（1916年）4月始被勸誘，並且日本當局派人向江定表示，只要他出降，絕不追究，加之糧食、武器匱乏，江定帶領部屬270餘人下山向日本官方投降。日本當局在受降完畢，突然於深夜出動大批警察將江定等人全部逮捕[7]。
戰後發展[編輯]
由於，參與事件者遍布全臺各地，據總督府統計，被捕的人數多達1,957人，其中在臺南開設的臨時法庭中，被判處死刑者，除主事者余清芳、羅俊、江定外，高達866人[9]。之後，在日本國內與國際輿論壓力下，1915年11月10日安東貞美總督以大正天皇即位為由，四分之三的死刑犯被特赦為無期徒刑。[9]
此事件後，總督府才開始整飭臺灣民間信仰的問題，以避免類似起事事件再發生。安東貞美總督在會議時曾說：義和團之亂已經是十幾年前清國的事情，為何今日臺灣還有此類的暴動？盲從暴動者至少也該知道，迷信是不能依賴的。這不只是我們統治的失敗，亦是教育的失敗。[10]之後，總督府也因此事件，展開更深入的宗教「慣習」調查。[11]
西來庵事件結束，亦使臺灣人認識到由於軍事實力的懸殊，抗日起義舉動斷然不可行，民眾開始以和平方式爭取民主與自治，從此由武裝暴力轉型為以社會運動與政治訴求的文化抗日運動，所以西來庵事件也成為臺灣漢人有紀錄以來的最後一次武裝抗日。不過在國際社會上，這事件雖然規模較大，知名度仍舊不及原住民抗日的霧社事件。
紀念[編輯]
1977年台南縣政府於南化鄉設立「噍吧哖起義抗日烈士紀念碑」[13]與玉井虎頭山立「抗日烈士余清芳紀念碑」，以彰義士之忠烈。並於2012年完成修復落成[14]。而當時起義的地點南化鄉、玉井等地皆設有「忠烈廟」、「懷恩堂」等忠烈祠，奉祀革命義士的神位[15]。台南民間也私設有「西來庵噍吧哖紀念館」的宮廟[16]。
相關研究及史料[編輯]
(按照作者姓氏之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 方孝謙，1996，西來庵事變的象徵意義初探：果報、財富與兩性關係在有關善書中的鋪演，見張炎憲、陳美蓉、黎中光編，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頁213-34。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林衡道主編，1975，余清芳抗日革命檔案(共四輯八冊)。台中：台灣文獻委員會。
- 蘇乃加，2002，日據時期臺灣武裝抗日事件之研究：以西來庵事件為探討主題。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
- 秦風，2005，《嵗月臺灣，1915西來庵事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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