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道
馮道
| 馮道 | |
|---|---|
| 出生 | 882年 唐朝 |
| 逝世 | 954年 後周 |
| 職業 | 唐朝、後梁、後唐、後晉、後周官員 |
馮道（882年－954年），字可道，號長樂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泊頭市交河鎮）人。生於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卒於後周顯德元年（954年）。五代時期政治家、大規模官刻儒家經籍的創始人。曾經侍奉五朝、八姓（八個家族）、十三帝，「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前後為官四十多年，堪稱中國官場史上的不倒翁。
生平[編輯]
馮道生處於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混亂的時代：五代十國。當時中國北方的政權不斷更替，南方則分裂成幾個小國。馮道事奉過5朝10個皇帝[1]:104。882年，馮道生於瀛州的景城，他自稱為長樂縣（今薊縣）世族馮氏的後人。馮道青年時孝順好學，性格節儉刻苦[1]:108-109。
馮道出生在「為農為儒，不恆其業」的家庭。年輕時品行純厚，不恥清貧，事親孝而為學勤，頗有古風。唐末天祐年間，馮道曾任盧龍節度使劉守光的參軍，因常陳利害而惹怒劉守光。劉守光失敗後，他逃到太原投靠當時在河東任監軍使的宦官張承業，當了巡官。後張承業把他推薦給晉王李存勗，被任命為河東節度掌書記。
後來李存勗滅後梁，建立後唐（923年），即任命馮道為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李存勗死後，李嗣源繼位（926年），是為後唐明宗，拜馮道為端明殿學士，後又升遷為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也就是相當於宰相的職位。
後唐明宗過世之後，兒子李從厚繼位（933年）。四個月後，李嗣源的義子李從珂起兵篡位。雖然說在紛亂的五代中，兵變造反早非奇事，但馮道卻在這次事件上，扮演了一個違反中國忠君思想的角色。當他知道李從珂造反，皇帝逃往石敬瑭的軍中，他第一個反應不是前去護駕皇帝，而是帶著文武百官迎接新的皇帝，於是李從珂得以順利登基，是為後唐末帝（934年）。
有違所料，李從珂並沒有重用馮道，而且免去了他的宰相之位，讓他到大荔去當節度使，後來又召他回朝，給他當了一個沒有實權的司空。不久後，石敬瑭藉助契丹的力量起兵造反，奪取了帝位，建立後晉（936年），馮道又恢復了宰相的官職，並且受命出使契丹，以表兩國友好。
相對於中原的紛亂，契丹顯得兵強馬壯，而後晉得以建國，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得到契丹的幫助。後晉必須依附在契丹之下才得以存活，因此馮道的出使成了一個向契丹示好的關鍵。在他從契丹回來之後，石敬瑭便把樞密使廢掉，併入中書省，於是軍政大權都集於馮道一人身上。
遼在中原的統治並沒有維持太久，由於地區人民的反抗，使得遼於不久後即撤兵北還。趁此契機，昔日石敬瑭的部下劉知遠奪權稱帝，建立了後漢（947年），而為了拉攏前朝遺老，劉知遠封馮道為太師。就像五代常見的模式一樣，劉知遠的手下郭威後來起兵篡位，建立了後周（951年），同樣也封馮道為中書令。954年，馮道以七十三歲高齡過世，後周世宗為其輟朝三日以示哀悼，追封瀛王，諡文懿。馮道墓位于山西省運城市夏縣捻掌鎮。
932年，後唐下令編纂並初次刊印九經，這可能不是馮道的主意，而是由另一丞相李愚提出的[1]:114、117-118。馮道雖身為丞相，卻往往避免在財政及軍事上作決定，不去過問，以免和當權者衝突[1]:117。他忠於儒家思想，認為只要恢復傳統，不必有所革新，就可以解決國家問題[1]:123、121。
著作[編輯]
馮道著有《河間集》5卷，文集6卷及詩集10卷，但都不存於後世[1]:135。晚年的馮道寫了一篇《長樂老自敘》，屬於回憶錄性質，文中將他歷代當過的官職一一列舉並引以為榮，而其在自敘中自稱「長樂老」一事，不論在生前後世都引起過爭議。不過也有說法認為，這個自稱僅是取自於他的出身地長樂郡(今河北省冀縣)。
他的另一著作《榮枯鑑》，曾國藩對之的評論是「道盡小人之秘技，人生之榮枯」的一部官場秘笈，並稱此書「使小人汗顏，君子驚悚，實乃二千年不二之異書也。」但《榮枯鑒》可能是一部託名馮道的當代偽書。在宋朝以來的各種藝文志及書目中，都不見有此書；2005年吉林攝影出版社出版此書之前，也未見此書出版，或在其他著作中提及。若此書為當代新發現，學術界必當有所反應，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其實，包括《榮枯鑒》在內的「天下無謀」書系中的各種謀略之書，都存在此問題。因此，此書可能是當代人託名馮道的偽作；曾國藩的評語，亦不見於其文集，當也是後人附會。
評價[編輯]
贊揚[編輯]
馮道在同時代人心目中，是有操守的儒者，甚至是模範丞相。北宋時，《五代通錄》作者范質、薛居正《舊五代史》、吳處厚《青箱雜記》都曾贊揚馮道[1]:105。范質崇拜馮道，吳處厚則認為馮道有益於世[1]:137、123。
批評[編輯]
歐陽修《新五代史》指出馮道是五代時道德淪亡的表徵，感嘆當時著名儒者亦欠缺忠貞。司馬光《資治通鑑》批評不論馮道做過多少好事，亦等於沒有做，因為他只是苟活於世。從此馮道成為歷史上典型的貳臣，為世人嘲笑[1]:104-105。清代《續通志》把失節的文武官吏分為十類，馮道列入最壞一類，受指責為「懵大倫而不知恥」[1]:104。歷史上曾為馮道辯護的只有王世貞、李贄、溫璜等寥寥幾人[1]:124。
許多著名的歷史學家，依封建時代的忠君觀念，對馮道在多個王朝出侍要職的作為非常不齒，如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就認為馮道「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則說他「乃奸臣之尤」。可以說在歷史上每逢提起馮道，往往都只有負面的評價。然而除了事君不忠這點飽受批評外，馮道在事親、濟民、主政、提攜賢良上的表現，卻又能符合傳統中君子、聖賢的行為標準，這使他既在五代有著「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偁譽」的聲望。
現代史家觀點[編輯]
史家王賡武認為馮道「把善意規諫及文雅的奉承兩種藝術糅合到完美的地步」，「他知道怎樣奉承，具有良好幽默感，同時具有一種誠篤的模樣」[1]:112；馮道「並不是一個傑出的儒者」，他對經典只有「一點有限度的知識，甚至他對儒家之治的了解也似乎是模糊不清的」，是「非常膚淺的儒者」[1]:117。
歷史學家對馮道有了不同的評價，不少人開始為馮道辯護，如近代史學家樊樹志便道：「在一種時局變動甚大的時代，出現馮道式的大臣，並非咄咄怪事。」他認為在五代這種政權變動頻繁的時代，皇帝對臣下的意態往往都沒有多大印象，故出現像馮道這種因事四代十一君而自命為「長樂老」的人，實乃時代的產物。何況以此批評馮道不知廉恥，主要都是從忠君愛國的觀念去看，而從務實的角度來看，馮道的累受重用對五代政局與官僚體制的穩定反而起著正面作用。馮道在契丹任職時，曾力勸契丹官兵不要殺害漢人百姓。另外，他還主持國子監《九經》的刻板印刷工程，歷時22年的改朝換代間也未曾間斷，是中國歷史上首度大規模以官方財力印刷套書。
留言
張貼留言